东西，对所有消费者来说都是相同的，它们以固定比例组合成一个单个物品，从而，这些物品形成一种消费“活动”的组合。消费者选择中的个人因素表现在消费者对体现在不同物品组合中的这些固定的特征向量的选择。这样，消费者被描述成最大化变换函数，而不是效用函数，这种变换函数通过把一种特定的特性集合变换为物品的一种特定集合来描述效用。
兰开斯特（1966年ｂ，第135，152—3页）很清楚，新理论可能被认为“蕴含有增加经济学家们本已大量存在的非操作概念的危险”，因为在确定消费技术的经验系数过程中，存在许多严重的实践问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危险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在启发性解释和预测能力方面，这种模式比传统的消费行为模式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第154—5页）。兰开斯特所作分析的主要含意是，在针对价格变动而在隅角之间变换时，消费者在大多数选择范围内通常表现为隅角均衡，这使得在实际中不可能观察到沿着诸如一条无差异曲线之类的连续调整。此外，新理论被认为搞清了物品之间“内在的”替代性和互补性、职业选择、资产持有和广告在宣传新产品导入中的作用问题（第144—51页）。
然而，兰开斯特提供的新理论的经验预示的例子（传统理论被认为拒不提供这种例子），总起来讲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为（１）木材与面包不会是封闭替代的，而一定型号的红色汽车和同一型号的灰色汽车则会是封闭替代的；（２）物品有可能被新产品或价格变动从市场上整个儿取代掉；（３）工人的劳动—闲暇选择会有一个明显的职业模型；（４）货币资产有可能从经济中完全消失（格雷沙姆定律）；（５）个人选择有可能完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６）确定一个商品组，商品之间交叉弹性范围的某些突破有可能是内在的，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值得疑问的不是这些从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不可能推导出来的新理论的预示是否是真实的，而是这些预示是否经过很好的确证，进一步说，是当新旧两种理论处理同一种现象时，它们的预示是否有实际区别。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问题形势”（problem－situation）或关键经验问题，是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斜率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兰开斯特的理论是否进一步解决了著名的吉芬物品的可能性问题。兰开斯特（1966年ｂ，第145页）认为，他的理论对吉芬物品的不可能性作出了新的推测，也即斜率为负的市场需求曲线的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某些后继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格林，1976年，第161页；利普西和罗森布鲁施，1971年），他们补充说，对现存证据作新的透视就会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不可能希望在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评判（既为篇幅所限，也为能力所制），这如此之大的分歧确实使我们可以认为，要正确地说明消费者特性新理论的含意尚为时太早。
一种现在熟悉的方法论错误是，认为新的理论除非真已经表明商品的“特性”在操作意义上是可计量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假定是“现实的”，或者换种说法，特性生产中非常麻烦的固定比例这个假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种对它的结果并不严格必要的方便的简单事情，否则，这种理论便不值得考虑。致命的问题依然是，新理论作出的有关市场行为的预示中可以反驳的是哪些？新旧理论对“新奇事实”作出的这些预示实际上能否作出区分？无疑，兰开斯特的理论在内容上要比旧理论丰富，这是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它把旧理论只当作一种特例，但是，这种一般性的增强是否伴生着可以检验的新的重要成果，还远未清楚。新理论所作的根本性阐述、尤其是它在经验问题上的应用所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有限的，这种事实为怀疑它的生殖能力进一步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明确兰开斯特的理论在考虑商品质量变动情况下计算价格变动的“快乐指数”时的作用的一般趋向，但是，那充其量不过是间接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总的说来，可以指出的依然是，新理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前景如何，人们还只能作出猜测。
经济学方法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进那种猜测。方法论能够加强对新思想的评价，但在最终分析中，象兰开斯特特性理论这样的孕育中的研究框架，必须通过它们对经济学家们工作的实际影响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①萨缪尔逊（1966年，第1539页）说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告诉他：“经济‘定律’与经济生活何其异趣：例如鲍莱的相对工资份额不变定律；劳动力中人口成分的长期不变定律；收入不等无可改变的帕累托定律；丹尼森的私人储蓄率不变定律；Ｃ。克拉克的政府支出与税收最高限为25％的定律；莫迪格立尼的财富－收入比率不变定律；马克思的实际工资率下降和（或）利润率下降的定律；每个人的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定律。如果说这些东西也是定律的话，则定律根本上就是一种罪过”（也可参见哈奇森，1964年，第94—5页）。
①如果仅仅是我们可能习惯于忽视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那么，需求理论应该简单得多。所以，贝克尔（1976年，第159—60页）证明，就大量的家庭决策法则，包括由掷骰子而决定的决策而言，市场需求曲线将仍然是负向倾斜的（主要是由于价格上升受到限制，而价格下跌则受到鼓励，以及机会固定）。这种证明采用了不变实际收入需求曲线，而不是马歇尔的不变货币收入需求曲线。
②根据并列的选择经验所作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把其贫乏的历史回溯到心理学家刘易斯·塞斯顿所作的开创性努力，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努力此后只重复过两次。最近麦克里蒙和托达（1969）所作的比较深入的努力，为无差异曲线众所周知的三个性质提出了积极但却是混淆的证据，这三个性质即（１）不相交，（２）斜率为负，（３）曲线凸向原点。
①对两次大战间关于经济学心理基础的这场重大论战，科茨（1976）作了回顾。弗罗伦斯的小册子（1927）精彩地再现了这场古式的争论。
①正如旺（1978年）所表明的，萨缪尔森实际上曾两度改变其关于显示偏好理论目标的思想：在早先193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章）中，显示偏好理论是为了在不限定于无差异说明或实际上是不带任何其它不可观测的内容时，推导出希克斯序数效用理论的主要结果，在194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9章）中，他实际上为新方法作了洗礼，在那里，显示偏好理论变成了根据对个人市场行为的观测建立个人的无差异图过程中运算方法的基础，从而解决了早先的文章已指明为虚假的一个问题；最后，在1950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0章）中，显示偏好理论取得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和确立序数效用理论可观测到的等价结果，而这看来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中的目标是有歧异的。除了这种混乱，萨缪尔森还至少已经改变了其有关基本方法论的思想：1938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者”，而在1963年，他已经退向比较朴素的“描述主义”方法论。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七章 厂商理论
一、古典的捍卫
如果说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功能是证明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概念，那么，传统的厂商理论的功能便是证明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概念。传统的或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已经存在了140余年（从库诺1838年或多或少地发明它时算起），这种厂商理论研究的是在静态但高度竞争环境中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只把产出或价格作为策略变量。在这140余年间，传统的厂商理论一再受到批评，尤其是它的核心假定，该假定把经营者当作根据技术和现行需求模型约束追求最大化货行利润者。
人们已经证明，厂商实际上最大化的是包括利润、闲暇、声誉、流动性、控制等等在内的多重效用函数；他们根据一定的最低利润水平而不是利润本身最大化总销量；他们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而是通过在考虑费用情况下调整他们的利润目标而“满足”于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不可能最大化，因为时时处处有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采用象全部成本定价法这样根据实际经验而得来的做法；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最大化而是生存，因此，他们遵循的管理法则是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这种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重建经营行为理论的建议，在近30年中已经成倍增加，实际中已使某些评论者把这描述为传统厂商理论的突破（诺德魁斯特，1967年）。
在著名的1946年莱斯特—马克卢普论战中，马克卢普对传统教科书上的理论作了有力的古典的捍卫，他认为，一般地说边际分析、具体地说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想对经营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完整的解释，而只想预言市场力量特定变动的效应。受到重创的新古典厂商理论所以仍然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作出一些定性的有效预言，如象“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产出和产品价格都提高”、“货币工资的提高引起就业减少”、“对经营利润征收总值税对产出没有影响”等等。而大多数其它理论甚至连这种弱的预言都作不出来，一般来讲，它们只是以结果不确定为代价讲述漂亮的故事。
显然，教科书上的厂商经营是“理想式”的，是明显不现实的。例如，它没有象需求理论对待消费者那样，把企业家视为最大化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在内的偏好指数者，而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直接可观察的货币报酬，并把时间、不确定性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因素当作不必要的复杂因素而置之不顾。不过，理论是简单的、精美的、内在一致的，它提供经过精心研究而得出的明确而定性的预言。这就是马克卢普（1978年，第16、26章）的论据，也是弗里德曼捍卫其所谓“报酬最大化假说”的论据（见第4章）。
如果他们同时对传统理论所作预言的成功情况进行详细的考查，这种辩护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我们不必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去赞成，对任何准确地预言基本经济变量变动方向的简单理论只因为它包含“不现实的”假定而断言其不值得讨论。可是，困难恰好在于评价标准的厂商理论的预言记录，而且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通常从该理论坚定的支持者那儿很少得到什么帮助。此外，这种理论包含的矛盾与它受到的因果证据的支持一样众多。例如，这种理论明确预言，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厂商不会去做广告，没有去做广告的刺激，因为要增加产出就必然提高边际成本。然而，许多厂商在为他们的差别产品做广告，我们可以推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在广大范围中观察到的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大多数标准预言没有得到遵从），就是由于现行的市场结构是一种垄断的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是，垄断竞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预言成本或需求的变动对产品价格、工厂规模或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影响（见布劳格，1978年，第416—17，446—7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弱结论，即新古典厂商理论不仅不适用于大多数生产最终消费的制造业厂商，而且也不适用于生产中间物品的所有厂商。
与此相似，传统厂商理论所预言的货币工资提高将导致厂商提供的就业数量减少，也没有得到短期就业函数有关证据的证实，相反，短期就业函数似乎表明，在面临工资膨胀时，就业量是相当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就业量总是与长期货币工资呈反向变动，我们就应该可以观察到联系就业率到。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假定作出各种特定调整而放松传统理论，以说明短期就业函数的稳定性和长期就业函数的不稳定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了它的标准预言的简单性和尖锐性。再取最后一个例子来说，传统厂商理论预言，对经营收入征收比例税（如公司收入税）在短期内不会被厂商转移给它的消费者，因为在利润已经最大化情况下，税收只会降低利润水平而不会降低产出量。然而，有证据表明，公司收入税事实上被转移了（沃德，1972年，第18页），这种证据与新古典厂商理论是相背的，虽然不一定完全相背（与此同时，对销量最大化假说则很有利）。这样，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没能成功地通过因果经验主义的检验，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