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成为美国经济思想中的支配地位流派的威胁。然而，到了30年代早期，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虽然最近新制度主义有点复活。
正是在这时候里欧涅尔·罗宾斯认为，是以现代的语言重申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立场的时候了，要表明正统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些什么和他们还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而在罗宾斯争论中的要素，例如有名的经济学的手段—目的定义和宣布所有效用的人际比较的非科学特征，是从奥地利的而不是从英美的经济学传统中得来的。①
在一个以经济学的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一篇论经济 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1932）作为一篇辩论的名著脱颖而出，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就象在1935年第二版的前言所表明的，当时对罗宾斯《论文》的反应的内容集中在第6章里，具有坚持福利的人际比较的纯粹常规的本质。同时，在考虑到经济政策的客观性、认为经济科学是中立的争论中，罗宾斯被广泛和错误地认为在讨论政策时发布了自我否定的法令。另一方面，他的奥地利型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的行为做为在＇给定等级的］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抓住了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型式（见罗宾斯，1935年，第16—17页，弗雷泽，1937年，第2章，科涅尔1960年，第6章），这定义不久就站稳了脚跟，现在在每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中都有这一定义的回响。
罗宾斯宣称（罗宾斯，1935年，第78—9页）：“价格理论的主要假设是个人能按秩序来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了。”这个基本假设立即成为一个先验的分析真理，“一个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行为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和一个“经验的基本事实”（同上，第75，76页）。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是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命题，类似地，这一原理也是从有不止一个的稀缺生产要素假设和“简单的和不可辩驳的经验”得出的（见同上，第77，78页）。因此，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存在允许做广泛的争论的假设……我们不需要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它们的材料是那样丰富，以致只要把它们说出来人们就能明显地认识”（见同上，第79页，又第68—9，99—100，104页）。就象凯尔恩斯很早以前说过的，从这方面看来经济学的确有物理学的一面：“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经济学中我们基本上一般化了的东西的终极要素是通过我们直接的认识知道的，而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要素只能通过推理知道。
怀疑个人偏好假设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的理由比怀疑电子的假设的理由更少”（见同上，第105页）。这当然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悟教条，而这一直是奥地利经济学最偏爱的组成部分。悟教条总是和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怀疑相随相伴的，在罗宾斯那里也能找到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比强调它们的相似所造成的危害更小”（见同上，第111—12页）。
追随着凯尔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见同上，第106—12页）。经济学家所处理的不过是定性的微积分，这在特定的事例中当然是可用可不用的（见同上，第79—80页）。他突出地反对历史学派关于所有经济学真理都是因时因地的断言，大骂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没有一条‘规律’是名副其实的，没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定量的一般化东西从他们的努力中出现”——并完全赞同“自从思诺和凯尔恩斯时代以来这门科学的所谓‘正统’概念”（见同上，第114，82页）。
另一点是，罗宾斯在“检验即将取得的答案的适应范围”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和一个“能单独提供解决方法”的理论之间做了对比（见同上，第120页），并总结道：“某一个理论的正确是从它所做的总的假设中进行逻辑诱导的问题。但是它在给定情况中的运用依赖于它的概念对在那种情况中起作用的力量真正反映的程度，”这个论述在当时从货币数量论方面和从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做了说明（见同上，第116—19页）。就象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底下跟着的是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在所有的经济预言检验中所固有的危险（见同上，第123—7页）。
在那有名和充满争论的第6章里，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见同上，第136，139—41页）。几年之后，在1938年出版的对运用内省做为经济知识的一种经验源泉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中，哈奇森指出了在接受把一个人内部的效用比较做为消费理论的有保障的基础的同时又否定把人际的效用比较做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逻辑矛盾（见哈奇森，1965年，第138—9页）。当然，一方面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把价值理论建立在假设别人和自己具有同样的心理的基础上，而同时又否定把关于人们的福利的假设做为同一种论证的骨架，这是很奇特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福利做任何推断时没有客观的方法，那么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偏好做任何推断时也没有客观的方法。因此，假定“个人能按一个秩序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是这样做”，而毫无疑问“日常经验的材料”是和也是“日常经验材料”的某些消费者的行为相抵触的：尽管情况在变化，保持习惯的消费模式是刚性的；无节制的购买和受到刺激的购买同先前的偏好秩序是极不一致的；消费仅仅受到希望从经验中了解到自己的偏好的刺激，不要说消费不是受到自己的偏好而是受到一个人所感觉到的其他人的偏好的刺激，象所谓的赶潮流和势利影响（见库普曼斯，1957，第136—7页）。先验推论在需求理论中的危险并不比它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的危险更小。
幸运的是，从罗宾斯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方法论学家对他早期的方法论主张的事后思考。在《论文》发表了近40年之后，罗宾斯出版了他的自传，在自传中回顾了人们对《一篇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的欢迎。他仍坚持不接受对该书的大部分批评，不过在回顾中他同意他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含义的检验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在论经济的一般化的本质的一章中对今天所称的实在论抨击得太多了……这本书是在卡尔·波普这颗星在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写的。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他对科学方法的开拓性的分析……书中的这一部分会是很不同的一种写法”（见罗宾斯，1971年，第149—50页；又1979年）。
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973年，第296—7页，信中提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1938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的方式思维的科学，它已融进模型选择的艺术，模型是和当代世界有关的。它是被迫成为这样子的，因为它不象典型的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它所运用的资料都不是长期保持同质的。一个模型的目标是要把半永恒的或相对地不变的要素从波动着的暂时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便得到一种对后者进行思考的逻辑途径和取得对时间序列的理解，特殊的事例正是由时间序列引起的。
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模式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巧。
其次，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逊对立的。这就是说，它运用了对价值的内省和判断。
九、现代奥地利学派
要使人们相信经济学真理——好象它们是建立在这些天真的似乎有理的假设之上的，如有一致的偏好秩序的、要使消费最大化的消费者，面对行为良好的生产函数的、要使生产最大化的企业主，及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都活跃的竞争——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况中都得到运用，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罗宾斯的《论文》说得更神奇更雄辩的了。然而，这也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为证实主义论题辩护了。在几年之内，证伪主义和甚至是操作主义的新风就吹遍了经济学，这风头又受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的鼓励（尽管凯恩斯自己缺乏对定量研究的同情）。当然，旧式的方法论原理就象老兵一样，从来不死——它们只不过衰弱了。而剩下来的经济学同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抵制了证实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态度，在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更加极端的翻版。
这个所谓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是把卡尔·门格尔或欧根·冯·庞巴沃克，而是把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做为它的圣徒。他们受到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或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进攻和他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的强调的鼓舞。但更直接的鼓舞是米塞斯的《人类活动：一篇论经济学的论文》（1949年）对人类行为学的论述，这是关于理性行为的通论，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行为、包括解释经济行为的绝对前提，这就的确形成了一种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综合的演绎原理。①米塞斯的极端的先验论主张是那样的不妥协以致人们只有读它才能相信：“把经济学安排在纯知识的和对知识实际运用的轨道的奇特和独有的位置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见米塞斯1949年，第858页；又第32—41，237—8页；罗思巴德，1957年；米塞斯1978年；里佐1978年）。
和极端的先验论相伴相随的是坚持米塞斯所称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即认为以悟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有基本的悬殊，对不管是经济理论的前提还是含义的任何形式的定量化都剧烈反对（见米塞斯，1949年，第55—6，347—9，863—4页）。虽然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思诺、穆勒和凯尔恩斯的继续，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在经济学中甚至对假定也有必要证实，这种观点是对古典方法论的歪曲而不是重申。奥地利经济学这个新分支的追随者中有默莱伊·罗思巴德、伊斯雷尔·科涅尔和路德威格·拉赫曼，总之，这个新分支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是（1）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2）对诸如国民收入和总的价格指数等所有宏观经济总量的深深的怀疑；（3）坚决反对对经济学预言的定量检验，特别是明确反对任何带有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味道的东西；最后是（4）相信通过研究市场过程是怎样收敛在均衡点上的，比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见多兰德1976年，第5—8，19—51页）。①
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