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可能制作若干个巨型醋瓶，甘愿进入瓶中静静地生活。从天上望下去，地表想必排列着几万几十万只之多的醋瓶，无边无际，触目皆是，景象肯定无比壮观。
是的，如果世界上还有挤得下一首诗的余地，我不妨写诗。穷婶母们的桂冠诗人。
不坏。
歌颂照在深色醋瓶上的太阳，歌颂脚前铺展的晨露晶莹的草海。
然而归根结蒂，那是公元一九八○年的事。一万年时间等起来实在过于漫长。那之前我必须度过无数个冬季。
去中国的小船
纽约煤矿的悲剧
纽约煤矿的悲剧
地底下的营救作业
或许仍在进行
也可能徒唤奈何
一个个撤离矿井
——《纽约煤矿的悲剧》
（作词、演唱：比基）
有个人十年如一日固守一个颇为奇特的习惯：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他就非去动物园不可。此人是我的朋友。
台风逼近市区，地道的男女无不“啪嗒啪嗒”上好木板套窗，确认收音机和手电筒是否管用。而一到这个时候，他便披起防雨斗篷——那是越南战争打得正紧时他搞到手的美军发放的军用品——怀揣罐装啤酒，走出门去。
运气不好，动物园四门紧闭：
天气欠佳 本日闭园
理所当然。到底有谁会在刮台风的下午跑来动物园看哪家子长颈鹿和斑马呢！
他欣然作罢，弓身坐在门前并列的松鼠石雕上，将一罐温吞吞的啤酒喝了，喝罢回家。
运气好，门仍开着。
他付钱进去，费力地吸着倏忽间湿得一塌糊涂的香烟，一只又一只仔细观看动物们。
动物们缩进兽舍，或以空漠的眼神从窗口看雨，或在强风中亢奋得上蹿下跳，或在急剧变化的气压下惶惶不安，或忿忿不平。
他总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围栏前喝一罐啤酒（因为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在大猩猩那里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几乎对台风无动于衷，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鱼的姿势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觉上就好像两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电梯。”他说。
不过，除了刮台风的下午，他却是个极为地道的人物，在一家不甚有名但感觉不错的不大的外资贸易公司工作，独自住在一座整洁小巧的公寓里，每半年换一个女朋友。至于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必须那么频繁地更换女朋友，我全然不得而知，因为她们全都像细胞分裂出来似的一副模样。
不知何故，多数人宁愿不顾实际，把他看作一个远为平庸而迟钝的人，可是他从来不以为意。他有一辆性能不坏的半旧小汽车，有巴尔扎克全集，有参加葬礼穿的正合身的黑西装黑领带黑皮鞋。
“对不起，”我每每如此开口，“又是葬礼。”
“请讲请讲。”他屡屡这样应道。
从我住处到他公寓，搭出租车约十五分钟。
进他房间一看，熨好的西装和领带已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皮鞋也已擦好，电冰箱里冻着半打进口啤酒。他便是这一类型的人。
“近来去动物园看猫来着。”他边说边打开啤酒瓶盖。
“猫？”
“嗯。两个星期前出差上北海道，去了旅馆附近一座动物园，园里有个小围栏，标牌上写着‘猫’，里面猫正在睡觉。”
“什么猫？”
“普普通通的猫。褐色条纹，短尾巴，胖得不得了。而且老是大模大样躺着睡大觉。”
“在北海道猫肯定少见。”我说。
“何至于。”
“问题首先是：为什么猫就不能进动物园？”我询问，“猫不也是动物？”
“约定俗成嘛。就是说，因为猫和狗是屡见不鲜的动物，犯不上特意花钱去看。”他说，“和人一样。”
“高见。”
喝罢半打啤酒，他把领带和带塑料罩的西装以及鞋盒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大纸袋。看样子马上就可以去哪里郊游。
“总给你添麻烦。”我说。
“别介意。”
不过，这套西装自三年前做好以来，他本人几乎没有上过身。
“谁也不死。”他说，“说来不可思议，这西装做好后竟一个人也不死。”
“规律。”
“千真万确。”他说。
千真万确，那年葬礼多得一塌糊涂。我身边，现在的朋友和往日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景象宛如盛夏烈日下的玉米田。我二十八岁那年。
周围的朋友也大多这个年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年龄并不适合于死。
诗人二十一岁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
传说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过，灯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顺着笔直的六车道（即使不太情愿）朝目的地开足马力即可。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纹唱片。应酬性地参加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十八……
始料未及的杀戮尾随而至。堪称偷袭。
我们正在悠悠然的春日阳光下换衣服。不是尺寸横竖不合适，就是衬衣袖反了过来，抑或左腿插进现实性裤子而右腿落入非现实性裤子中——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
杀戮随着奇妙的枪声一同降临。
仿佛有人在形而上的山丘上架起形而上的机枪，朝我们喷射形而上的子弹。
然而归根结蒂，死只能是死。换言之，从帽子里蹿出也好，从麦田里跳出也好，兔只能是兔。
高温灶只能是高温灶。从烟囱升起的黑烟只能是从烟囱升起的黑烟。
最初跨过现实与非现实（或非现实与现实）之间横陈的那个深渊的，是当初中英语老师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三年，妻子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国娘家去了。
一月间一个过于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锋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须刀和两盒剃须膏，回家烧好洗澡水，又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喝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随后在浴缸中一刀切开手腕血管死了。
两天后他母亲发现了尸体。警察赶来拍子几张现场照片。倘若好好配上一盆花卉，简直可以用来做番茄汁广告。
自杀——警察正式发表看法。家中上着锁，何况当天买剃须刀的是死者本人。
至于他出于什么目的买根本不可能用上的剃须膏（且是两盒），则无人知晓。
可能他不能很快适应自己将在几个小时后死去这一念头。或者害怕商店售货员看出自己将要自杀亦未可知。
没有遗书没有潦草写下的字条，什么也没有，唯独酒杯和空威士忌瓶和装冰块的小桶以及两盒剃须膏留在厨房餐桌上。
肯定他在等洗澡水开的时间里，一边左一杯右一杯往喉咙里倾注加冰黑格威士忌，一边持续盯视剃须盒来着。并且说不定这样想道：
我已无须刮第二次胡须了！
二十八岁青年的死，如冬天的冷雨一样令人黯然神伤。
接踵而至的十二个月之间，四个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六月死了两人，死于心脏病发作和交通事故。七月至十一月和平时光连续。十二月中旬，最后一人同样死于交通事故。
除去一开始提到的自杀的朋友，那几个差不多一瞬间就没命了，连意识到死的时间都没有，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漫不经心爬早已爬熟的楼梯时突然踩空了一块踏板。
“给我铺上褥子好么？”一个男子说。他就是六月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那个朋友。“后脑勺嘎巴嘎巴直响。”
他钻进被窝睡了，再未醒来。
十二月死的女孩在那一年中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性死者。二十四岁，革命家和摇滚乐手的年龄。
圣诞节前一个冷雨飘零的黄昏，啤酒公司的送货卡车和混凝土电线杆之间形成一个悲剧性的（且极为日常性的）空间，她被夹死在那个空间里。
参加完最后一个葬礼的几天之后，我带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西装和礼品威士忌，来到西装主人的公寓。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
“不用介意，反正我也不用。”他笑道。
冰箱里仍有半打冰镇啤酒，坐感舒适的沙发微微漾出太阳味儿。茶几上放着刚洗净的烟灰缸和圣诞节用的盆栽一品红。
他接过带塑料罩的西装，以把刚刚冬眠的小熊放回洞穴的手势轻轻收进立柜。
“但愿西装没有沁入葬礼味儿。”我说。
“无所谓，本来就是派那个用场的衣服。担心的倒是衣服里边的你。”
“唔。”
“毕竟葬礼一个接一个。”他把腿架到对面沙发上，边说边把啤酒倒进玻璃杯，“一共几个？”
“五个。”我把左手指全部伸开给他看，“不过，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感觉的。”我说，“死的人数够可以的了。”
“蛮像金字塔咒语的嘛：星星在天空巡回，月影遮蔽太阳，那时……”
“是那么回事。”
喝罢半打啤酒，我们开始对付威士忌。冬日的夕晖犹如徐缓的坡路一般射入房间。
“你最近脸够阴沉的。”他说。
“是吗？”
“肯定半夜想东西想过头了。”
我笑着抬头看天花板。
“我么，半夜已经不想东西了。”他说。
“不想了干什么？”
“一不开心就大扫除。开吸尘器，擦窗，擦玻璃杯，搬桌子，一件接一件熨衬衫，晒椅垫。”
“嗬。”
“十一点一到就喝酒睡觉，没别的。等到早上起来擦皮鞋的时候，大多数的事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哦。”
“人在深夜三点会想起很多很多事情，这个那个的。”
“有可能。”
“深夜三点动物都想东西。”他突然想起似的说，“深夜三点可去过动物园？”
“没有，”我怔怔地回答，“没去过，这还用说。”
“我去过一次。求了熟人，本来不能进去的。”
“呃。”
“奇特的体验！用嘴我是说不好，感觉就好像地面无声无息地四分五裂，有什么从中爬上来，而眼睛又看不见爬上了什么。反正它们在黑暗中蹦来跳去，像凉瓦瓦的气块。肉眼看不见，但动物们感觉得到它们，我则感觉得到动物们感觉到的它们。总之，我们脚踏的这个大地一直通到地球的核心，多得惊人的时间给地球核心吸了进去……这你不觉得离奇？”
“啊。”
“再不想去第二次了，半夜去什么动物园！”
“台风时还顺利？”
“嗯，”他说，“台风时顺利得多。”
电话铃响了。
照例是他细胞分裂式的女友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
我无奈地打开电视。二十七英寸电视，手指轻轻一碰手边的遥控器，频道就悄然变换。音箱有六个之多，觉得像进了过去的电影院，兼放新闻纪录片和动画片的电影院。
我上下换了两轮频道，决定看新闻节目。国境纠纷，大楼失火，币值升降，汽车进口限制，寒季游泳比赛，全家集体自杀。每起事件都像初中毕业照似的多少在某处相关相联。
“看到有趣新闻了？”他折回来问道。
“算是吧。”我说，“好久没看电视了。”
“电视起码有一个优点，”他想了一会说，“可以随时关掉。”
“压根儿不开更好。”
“真有你的！”他惬意地笑笑，“不过我可是有爱心的人哟。”
“像是。”
“可以了？”说着，他按下手头的电源开关。图像即刻消失，房间静悄悄地没了声音。窗外大厦的灯开始闪亮。
五六分钟时间里，我们没什么要谈的话题，一个劲儿喝威士忌。电话铃又响了一次，这回他佯装未闻。铃声响罢，他心血来潮地重新打开电视。图像立时返回，新闻解说员用一根棒子指着身后的曲线表继续就石油价格的波动喋喋不休。
“这小子根本没意识到我们关了五分钟。”
“那是的。”我说。
“何故？”
我懒得动脑筋，摇了下头。
“因为在关掉电视那一瞬间，双方都成了零。无论我们还是那家伙，都是零。”
“不同看法也是有的哟。”我说。
“那自然。不同看法能有一百万种。印度长着椰子树，委内瑞拉从直升机上撒政治犯。”
“噢。”
“别人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他说，“但世上不办葬礼的死法也是有的，无气味的死也是有的。”
我默然点头，用手指捏捏一品红的绿叶，“已经是圣诞节了。”
“对了，还有香槟呢，”他一本正经地说，“从法国拿回来的上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