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是正确的。＇
【经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经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候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候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
“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译文】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