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之人刘元依然愤愤不平，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进收容所的第一天就挨了一顿打，打他的是个叫阿宝的收容员。那是个狭窄拥挤的监狱，蹲满了穷人、乞丐和下等妓女，挤满了忧愁的脸和凄惨的哭声，每个人都散发着牲口、货物和尸体的臭味。阿宝大概是心情不好，从院子那头走过来，一路上骂骂咧咧的，看谁不顺眼就踹谁一脚，把刘元身边一个干巴巴的老头踹得仰面朝天，半天都爬不起来，又不敢叫唤，嘴使劲地瘪着，看着看着就要哭出来，刘元心中不忍，伸手将他扶了起来，还替他拍了两下身上的土，刚要蹲回原位，听到身后一声厉喝：“你！站起来！”
在一群哭哭啼啼的乞丐和妓女中间，刘元笔直地站起来，高高的铁丝网上挂着一轮嫩黄的月亮，每一个卑微的生灵都沐浴着它神圣的光辉。
阿宝杀气腾腾地走过来，劈面就是一掌，说让你他妈多管闲事，刘元晃了一下，脸上火辣辣地疼，腮帮子突突地跳，两眼死死地瞪着他。阿宝迎面又是一拳，说你还敢瞪我，你再瞪我！刘元的鼻子破了，眼前金星乱冒，身子一歪，扑通坐到地上，鲜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淌。阿宝还不解气，摁着脖子又踢了他两脚，大声问他：“你服不服？！”
刘元不吭声，于是又打，旁边通通地跑过来两个人，一个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打了两拳，一脚蹬在他的肚子上，刘元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滚，阿宝揪着他的头发，抬手又是一个耳光，问他：“服不服？”
上百个人静静地望着他们，但没有一个人出声，过了半天，听见刘元翁声翁气地回答：“服了，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那是第一天。刘元的皮带和皮鞋被搜走了，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钱也被搜走了，但没有收条。在臭气熏天的收容仓里，刘元跟一个矮壮的家伙共用一床棉絮，翻身时不小时碰了他脸一下，壮汉怒而起身，重重的一拳擂在他小腿上，刘元抖了一下，马上把脚缩了回来，悄悄地滚出了被窝，脸贴着肮脏的水泥地面，感到在南方从未有过的冷。
第二天刘元被装上一辆人货车，小小的一辆车上居然塞了将近20个人。关车门时夹住了一个矮小女人的手，她叫，但没有人理她，汽车慢慢发动，这女人咬着牙把手抽回来，鲜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淌，那时一片喧闹，但每个人都听见了那声尖利的嚎叫，在东倒西歪的车厢里格外惊心动魄。
到樟木头时下了一场雨，刘元一瘸一拐地走下车，看见铁栅栏旁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穿得破破烂烂的，坐在雨地里大声地哭，刘元慢慢地走过她身边，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啃了半截的面包，被雨水泡得象一捧白色的泥。一个收容员在旁边粗鲁地骂了一句，刘元赶紧缩着脖子往前走，雨水刷刷地落下来，他被打伤的皮肤象针扎的一样，钻心地疼。
在樟木头他只吃过七顿饭。有一天吃饭时两个民工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互相推搡了几把，刘元知道不好，找了个角落远远蹲下，气还没喘匀，就看见五六个收容员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把两个民工摁倒在地上，噼噼啪啪地打，有一个民工是个矮个子，被打得满脸是血，一边象猪一样嚎叫，一边象条蛆一样在地上乱拱乱爬，肮脏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条长而弯曲的血路。
刘元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从那以后，每想起这些，我就会提醒自己：天堂和地狱不过一墙之隔，永远不要嚣张。
刘元进去时穿了一套美尔雅西装，值4000多，系了一条梦特娇领带，578元。刘元一生精明，在生意场上从没吃过亏，但那次却赔得一毛不剩：他把全部行头都给了一个姓刘滕的收容员，换来的只是一个电话，通话时间不到一分钟，折合人民币约九分钱。2000年8月份，他的资讯公司成立，在人才大市场招聘，那个姓滕的收容员满身大汗地挤进来，一脸羞涩的笑，指着招聘启事上的保安岗位，迟迟艾艾地说：“我想…我想应聘贵公司的保安，我能吃苦，也能……”刘元看了看他的简历，笑咪咪地问他：“滕福林，你还记不记得我？”滕福林盯着他看了半天，不好意思地笑，说不记得了，既然你认识我，那就录用我吧，现在工作真难找。刘元笑了笑，挥挥手将他赶了出去，然后看见了他脖子上那条皱巴巴的领带。就在一年多以前，刘元拿它跟这个可怜虫做了一次交易，他哼哼唧唧地求了半天，滕福林就是不让他打电话，最后实在被缠得不耐烦了，指指他身上肮脏的西装和领带，说这个给我，然后踢了他一脚，说我真他妈的想揍你。
那条领带是赵捷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到深圳后，刘元试着给她打了个电话，赵捷听见他的声音就笑，问他：“你回来了？江门出差累吧？”刘元红着脸坦白，说我被收容了好多天，刚从樟木头回来。赵捷又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就这样吧。然后砰地一声挂了电话，让刘元呆若木鸡，茫然若失地站了半天，嘴唇无意义地上下张合，象一条钓在钩上的鱼。
那时已经三点多了，刘元换了套衣服，急匆匆地往公司跑。按照惯例，周一下午要召开例会，另外月度考核也该开始了，这可是大事，关系到全公司的工资发放。刘元一边等电梯一边想，自从我当经理以来，公司的工资一天都没拖过，这纪录可不能破。
公司里静悄悄的，人人埋头做事，门口的保安好奇地看着他，刘元点点头，打了卡，径直走到王志刚的桌前，象往常一样不苟言笑，说你去通知一下，五点半准时到小会议室开会。王志刚听见他的声音，茫然抬头，傻乎乎地看了他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例会，例会已经开过了。刘元不大高兴，尖着嗓子质问他：“我不在你们怎么就能开会？”王志刚嗫嚅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刘总，你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被开除了。”
刘元愣愣地看着他，眼睛使劲地眨巴了两下，四周的同事静静地望过来，谁都不说话。刘元慢慢挪动脚步，过去看墙上的公告，那份文件很短，说他旷工已超过三天，另外经查有违法行为，“受到属地国法律制裁”，所以给予开除处分。后面还有一些字，报送哪些部门，抄送哪些部门，他已经看不清了，心中空空荡荡的，连一粒灰尘也搁不下，身子晃了一下，几乎就要摔到，部下们慢慢地围拢过来，一个个神色肃穆，就象对着一具尸体。过了半天，刘元定神强笑，涩着嗓子对王志刚说：“我被开除了，嘿嘿。”王志刚挠了挠头，看见他脸色发青，眼神僵直，表情似哭似笑，象一个被水草缠足双腿的溺水者。
刘元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五年，从普通职员到部门总经理，从最低层到最高层，五年里只请过一天病假，从来没迟到过，有时候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地工作，光工作笔记就记了满满七大本。然而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刘元轻飘飘地走下楼，悲愤地想：连开除我的制度，都是我一手制定的！
走出门来已经是傍晚了，风声呼啸，深圳的台风就要来了，行人四处奔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元一步一顿地往前走，象一棵在风中扶摇不定的小树。天黑了，街边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刘元转过身，看着他五年来每天必到的那间房子，感觉就象做了一场梦。七天之前，他是这里最受尊敬的人，七天后，他黯然离开，没有一个人挽留他。生活在这屈辱的七天里悄悄转了个弯，醒来后一切都已经倒塌，整个世界凶险而又狰狞。刘元对陈启明说：“人生不过是个虚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切悲剧，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3年7月，那时肖然已死，黄振宗在家门口被人拐跑，黄芸芸被陈启明打了一耳光，不言不语地坐了一整天，然后就疯了。那时刘元已经成了一个优婆塞，他学佛五年，自称“修道之人”，每月去弘法寺捐一次香火，每次至少500块。他的师父，弘法寺的高僧明觉禅师，专门为他题了一幅字：“千红为灰”，刘元对着它晨昏祷告，说自己修为还不够，如果有一天到了那个境界，他就会出家，不过不一定要离开深圳，“心即灵山，在哪儿都一样。”
那天夜里刘元又去找过赵捷，在满街飞舞的落叶中，赵捷冷得象刚从冰箱里钻出来，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刘元问为什么，赵捷扭头就走，说我讨厌你这种男人，又撒谎，又嫖娼，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这时雨水啪啪地落了下来，刘元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转过身，拖拖拉拉地往黑影里走，刚走几步，听见赵捷在后面叫他：“刘元”，刘元回头，看见她斜靠在门上，牙齿紧紧咬着嘴唇，眼里泪光闪烁，过了半天，她哽咽着说：“下雨了，我给你拿把伞吧。”刘元摇摇头，伛偻着腰越走越远，几片落叶在风雨中飞起，颤抖着、旋转着，无声无息地落在他身后长长的影子上。
（二十五）
7月18日是陈启明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黄芸芸起得很早，煲了粥，煎了四个鸡蛋，丈夫两个，她和儿子各一个，陈启明早上喜欢喝普洱茶，她沏了满满一大壶，坐在那里等他起床，等了半天也没听见动静，黄芸芸想了想，轻手轻脚地走出家门，到楼下报摊上买了两份报纸，《南方周末》、《深圳商报》，上来后看见陈启明刚从书房里出来，她讨好地笑了笑，陈启明象没看见一样，踢踢踏踏地走进卫生间，洗脸时不知碰翻了什么，发出惊人的声响。
那段时间陈启明心情很不好，他的倒灶运持续两年了，搞酒楼赔钱，搞建材赔钱，连股票都越来越难炒，99年上半年他一分钱都没赚到，还被套了好几只股，要不是黄芸芸每月两万多的分红和房租，他炒股的老本都要保不住。深圳是一座用成绩说话的城市，赚钱才是硬道理，赚不到钱，说什么都白搭，所以陈启明总觉着自己是个废物，尤其不好意思见老丈人，每次都是黄芸芸抱着儿子回家，留下他一个人在屋里长吁短叹，郁闷不止。
陈启明是个老实人，虽然看着老婆不顺眼，也没做什么出轨的事情。跟孙玉梅分手以后，他出去旅游了整整一个月，先到黄山，再到峨眉山，后来还去云南丽江住了十几天，他本来就内向，回来后越发沉默，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有时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那次分手让他很伤心，没想到她会这么决绝，连老同学的情面都不顾了。仔细想想，其实孙玉梅从来都没在意过他，拥抱也好，上床也好，都是她一个人的游戏，而他不过是一块跳板，跳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头。陈启明作了一年半的跳板，花了几十万，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连张合影都没留下，想想就让人难过。不过他也没后悔，那惊艳的十八个月，足以让他在这单调乏味的房间里回味一生。那十八个月里，孙玉梅或笑或恼，有时文静，有时调皮，连生气的表情都那么刻骨铭心。为了延长这注定不会长久的惊艳人生，陈启明送皮包，送手机，孙玉梅却一直都是冷冰冰的，直到他咬着牙送上那张20万元的存单。
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夜。吵过了，哭过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完，连做爱都没了理由。孙玉梅不肯回头，他也知道留不住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孙玉梅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电视滋滋拉拉地响着，谁都没想起来要把它关上，似乎有那点噪音吵着，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快两点钟的时候，楼下撞了两辆车，孙玉梅走到窗前看了一眼，说出车祸了，陈启明“嗯”了一声，走过去抱住她，小声叫她的名字：“玉梅”，孙玉梅答应，看着他难过的样子，眼圈也不由自主地红了，说启明我对不起你，我，我……半天也没说出下文，只感觉他抱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最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
孙玉梅长叹一声，摸了摸陈启明的脸，一句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脱了衬衫，脱了裤子，然后钻进被窝里等他，陈启明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看了半天，最后轻轻地躺到她身边，两眼望天，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孙玉梅又叹了一声，关了灯，伸手将他搂了过来，动作轻柔含蓄，就象母亲搂着自己的儿子。
夜已经深了，深圳一片寂静。在黑夜的另一边，另一个母亲已经搂着儿子睡了，她们会梦到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对陈启明来说，那20万有多重含义。它很重，因为爱情，因为理想，因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它也可能很轻，一次性交式的告别，或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