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②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朝请，闭门不出。袁世凯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取消他的副总统名号。但黎元洪辞爵不受，和袁世凯见面时，还是行副总统和总统的相见礼。
12月25日，一声霹雳，轰开满天顽云，云南宣告独立，三千滇军将士，在湖南人蔡锷的率领下，揭起“护国”旗号，向数十万北洋军宣战。
蔡锷
南方人的反叛性格，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北洋军和护国军的川南苦战时，广西又宣布独立，成了护国战争的转折点。袁世凯在南方人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和袁世凯宣布更改国体之前相比，那时每天灌到他耳朵里的，尽是拥护帝制的声浪，使他对恢复帝制的成功深信不疑。现在，仅仅隔了几十天时间，竟然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举国上下掀天揭地，几乎全是讨伐帝制的浪潮。袁世凯终于明白，帝制失败了。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恢复帝制之前，人人都赞成帝制，可一旦付诸实行，却变成了四面楚歌。
袁氏家族的上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这是一个迷信的关口，今年他已经58岁了，恐怕也迈不过这道坎。
1916年3月20日，由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领衔，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署，劝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北洋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冯国璋原本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后来为了服从袁世凯，才放弃自己的立场；张勋更是赫赫有名的复辟派中坚，至今还留着一条象征忠于清室的大辫子。
南方讨袁打的是“护国”旗号；而前清保皇派则要“护清”，为替隆裕、宣统出一口恶气，南北两个对头，竟结成了奇特的讨袁联盟。代表南方的李根源，在上海与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见面，共商反袁大计。当时一位保皇派问李根源，倒袁之后，国政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李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我们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一向立场坚定的康有为，为了打倒袁世凯，也和稀泥说：“我们戮力倒袁，后事再说。”李根源《雪生年录》。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
在南北夹击，双管齐下的压力下，袁世凯再也招架不住了，3月22日，被迫向全国发出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
但南方的攻势并没有停止，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独立。袁世凯仍然举棋不定，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虽然做不成皇帝，还想继续做总统。他问湖北籍的老官僚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一针见血地说：“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东南也就是冯国璋。4月1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他早作退计。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经出现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经出现反叛的迹象。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北洋派反对帝制，而是他们反对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夺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当年袁氏“优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拟就的对袁氏“优待条件”送给袁世凯审阅。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适当之优礼；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
大局全盘瓦解。袁世凯已彻底绝望了，他的健康也随之“全盘瓦解”，沉疴暴发，政躬违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打过强心针后，气息奄奄，强支病体，对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顾命大臣说了一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没有醒悟到，历史把一个做华盛顿的机会给了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只会做王莽、曹操，与人何尤？一世枭雄，最后在众叛亲离、舟中敌国的凄惨境况下，忧愤而死。
【叁】昙花一现的北洋实业，是南方人所发动最大规模的经济北伐——洋务新政的遗产。即使在袁世凯时代，北洋实业仍然操纵在来自东南财阀手里。
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之后，一死了之。北洋历史，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提起北洋集团，人们会马上联想起一群耀武扬威的军阀。无疑，军事集团是北洋的轴心和灵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势力伸展到财政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为官僚集团补液输血，它们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们常说，在腐败政府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长起来。然而，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然政局风雨飘摇，国家内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锈的老机器，但在城市绅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营企业，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清康熙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后来乾隆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人与海外各大商行来往密切，搞洋务时间最长，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朝廷要了解西方国家，也往往依靠南方官员的奏报和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林则徐更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重心，由广东移到上海，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清一色是老广班底。李鸿章创办上海招商局，在里面主持大局的，也全是珠江三角洲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火生产起步。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即在长沙、南昌等地设立制造鸟枪、抬枪、劈山炮及弹药的局所，后来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专门研制洋枪、洋炮和轮船。可惜人才奇缺，原料不足，搞了半天，成绩乏善可陈，不得不和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局合并了。然而，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波浪潮，就从这里开始，由南向北，席卷而来了。
尽管那次新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广东机器局等一系列机器制造局，为现代工业播下了种子。采矿、冶炼、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一时比肩并起，盍兴乎来。
清末民初，与洋务新政一脉相承的北洋实业，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一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物手里。
北洋历届政府执掌农商（工商、实业）总长的王正廷（浙江）、刘揆一（湖南）、张謇（江苏）、金邦平（安徽）、张国淦（湖北）、李盛铎（江西）、田文烈（湖北）、李根源（云南）；执掌交通总长的施肇基（浙江）、朱启钤（贵州）、梁敦彦（广东）、曹汝霖（上海）、汪大燮（浙江）、许世英（安徽）、龙建章（广东）、曾毓隽（福建）、叶恭绰（广东）；执掌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江西）、周学熙（安徽）、陈锦涛（广东）、李经羲（安徽）、梁启超（广东）、王克敏（浙江）、曹汝霖（上海）、龚心湛（安徽）、张弧（浙江）、董康（江苏）、罗文干（广东）、汪大燮（浙江）等，都是来自东南部的人，十占八九，又岂偶然哉。
袁世凯时代，执财政、金融、交通、实业等牛耳者，东部以皖系为台柱，北四先生周学熙是旗手；南部以粤系为核心，大老板是财神梁士诒。但见台前幕后，来来去去都是一班东南人，西北人几无置喙余地。
周学熙
周学熙，安徽省建德县人，豪门之后，1893年中举人。与大名鼎鼎的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周”，两人都是排行第四，张称南四先生，周称北四先生，二人都是实业界的翘楚。梁士诒则是广东人，1903年，在北京应考经济特科，名列前茅。他向袁世凯条陈时政，指出铁路事业是当前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铁路管理机构。日后证明，这个建议，对维持北洋经济，意义殊为深远。
把梁士诒与周学熙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作一比较，也很有意思。周学熙出身在北方的阀阅世家，在安徽拥有4000多亩土地，他的家庭与农村的旧势力，唇齿相依。而梁士诒的父亲不过是南方乡下的一名教书先生。由于地理关系，在南方对世界大势了解得比较清楚，必然对梁士诒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交通系控制着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这些铁路几乎全是外资兴建，因此，交通系和外国财团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而以“利权回收”为理想的周学熙，比较完整地继承了洋务新政时代“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源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原则，对外国资本采取排斥态度，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周学熙是办银钱局，鼓铸铜元起家的。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为北洋官营实业中心，初设天津的草厂庵，后迁至城东北的玉皇阁。工艺总局的宗旨，归纳为三点：“保护商利”、“打开风气”和“奖励实业”。总局还创办了一所工艺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设置了化学、机器、化学制造、绘图等专业。在周北四的努力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工业的重镇。
各种新办工厂，有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河两岸生长起来，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从官银号贷款银20万两，开办了北洋官造纸厂。一个官府投资实业的高潮，随之而来。著名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厂等，大股东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官僚。作为近代工业楷模的启新洋灰公司，主要投资者包括袁世凯、周学熙这些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
1915年，担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雄心勃勃，要在华北建立一家神话般的“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它将在天津、郑州、石家庄、青岛设厂，并将触角伸向了山西和陕西。号称拥有10万枚纱锭，规模之大，实属空前。它还向政府申请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赋予30年专利权。如有其它商人在上述地区经营同一事业，应由该公司合并。
中央政府对周学熙大开绿灯，很快就批准了华新公司的要求。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亦不甘后人。周自齐利用担任农商总长之便，否决了华新公司的专利申请，同时自己则酝酿创办资金为150万元的裕亨公司和资金为250万元的裕元公司，与北四先生争利。在现代社会，工商业竞争本属平常事，但在中国，却渗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往往演变成权力派系斗争。两系人马，勾心斗角，互争雄长，闹出诸多插曲。
周学熙和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又占据着财政总长的有利位置，他和政府中的文治派徐世昌、武力派段祺瑞，关系千丝万缕。就在华新公司出台前后，负责纠弹官吏的肃政史，忽向平政院弹劾津浦路局长贪污舞弊。袁世凯下令该局长停职候审。讵料案件扩大，牵涉到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和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全是交通系的地盘，闹得满天星斗，梁财神阵脚大乱，匆匆称病躲到北京西郊翠微山。
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