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了。
祭天对于中国官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统治者上承天心宽容以涵育万民的地位。废除祭天典礼的危险在于，万一遇上荒年，老百姓一定会怪罪政府。因此，内务总长朱启钤告诉外国人：“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当统治者面对上天的时候，他是百姓的代表；而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却成为上天的代表。这种特殊位置，使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承担责任。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祭天和祭孔所产生的气氛，使人们怀念起在天子脚下的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当袁世凯发现北方官僚士绅对恢复祭天祭孔坦然接受时，他要彻底复辟帝制的信心更足了。
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的居民有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旧礼仪、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特别偏爱。北京的深宅大院和紫禁城的基本结构大致相仿；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口，都悬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人们玩古董成风，以经营古董字画的琉璃厂终年生意兴隆。北京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心理，处处想显示与天子同住一城的荣幸。如果由于民国而使皇上登基、出巡、圣诞、祭祀这些盛大典礼不复再见，他们会觉得生活变得单调和寂寞难耐。
北京是前清遗老遗少麋集之地。由于溥仪逊帝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的形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一切从西方来的现代观念，都让他们寝席难安。1913年，在一群遗老的倡导下，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孔社，在北京成立，各界名流100多人加入；不久，另一个以著名保皇领袖康有为为会长的孔道会，也在北京成立，两百多名学者文人列名会籍。一时间，旧文化复兴的声浪甚嚣尘上。同年的大成节，一班故老遗民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把一场“光复故物”的闹剧，推向高潮。
尊孔读经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就有特定的含义。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显然是为了给这个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资源。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但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长久的。尤其是当前清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与此同时，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
这年的冬天，这项在“共和国家”里为皇帝大建陵墓的工程，终于完成。光绪和隆裕入土为安，各地的孤臣孽子，又复倾巢而出，前往拜祭。虽然大雪弥天，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一派犬马恋主之象。
前清的遗老遗少，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就会“还政于清”了，甚至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也抱着同样的梦想。
1914年是北京的复辟年。2月3日，袁世凯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接着又恢复了三卿士大夫的官秩，并拟规复王侯五等，其理由是民国既是五族共和，其他四族都有王侯，汉族不能独无。又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一位前清遗老写了篇《共和解》的文章，劝袁世凯把政权交还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他，还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人们额手相庆，大清帝国就要东山再起了！
【贰】袁世凯帝制自为，在官僚集团中丧失了道德基础；南方骂他出卖共和，北方骂他出卖清室，他是被南方的护国军和北方的前清遗民合力打倒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1915年全国形势的真实写照。
帝制运动的兴衰，在国际上和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旋即以武力攻占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打破国际惯例，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内容见本书第二章），并婉转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袁世凯一则以惊，一则以喜。外交部的官员主张屈从。梁士诒说：“这么重大的事件，总得交涉交涉吧？”在袁授意之下，他在上海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报》，含含糊糊，披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立即触发全国反日浪潮。袁世凯即以此作为筹码，经过一番拖延与还价，终于同意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照单签收。而作为报酬，日本暗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代平内乱。
政治不外乎交易。袁世凯私心以为，在这场交易中，只要能助他登上九五之尊，便物有所值了。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事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复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著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杨度《君宪救国论》。《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真是说到他的肺腑里了。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中国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氏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袁氏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君主皇权。
5月1日，“新约法”公布。该约法恒被史家认为是袁氏恢复帝制的先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在民国宪政史上，往往弃而不论。但细细揣摸这个约法，却可以看出在“民主”名义之下，袁氏如何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手法，亦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沿袭。
新约法号称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宪法精华，熔于一炉。大总统只对国民负责（即行政元首不受议会监督）是学美国的；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统帅全国军队，掌握宣战、媾和大权、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是学日本的；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有权解散立法院是学法国的；人民自由权利统受议院法律限制则是学英国的。总之，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务求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最大，把国民的权力缩小到最小。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然而，1915年12月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令那些望穿秋水的保皇派们大跌眼镜。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袁世凯给19名官员封爵；31日，下令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袁氏宣布帝制自为之后，北方的官僚集团始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不是还政于清，而是自己当皇帝！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已完全落空，国家交付给他的政治责任也完全落空。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审判台上，他都断然地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对革命的南方而言，他出卖了中华民国，出卖了共和；对不忘故主的前清旧臣而言，他是篡位的奸臣贼子。
徐世昌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从青岛请回北京，担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天津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汲县，是一个世宦家庭。他27岁考中举人，四年后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帝制时代，他官至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在北洋集团的文职官僚中，他的名望最高，资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
帝制派与共和派大打笔墨官司，正反两造的经典文章——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都出自南方人的手笔。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精通经史，早年在日本时与孙文私交甚笃，后来成为袁世凯身边的头号策士；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当年康梁变法的主角之一。两人都是当代文章巨擘，才名齐天。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雄文，高屋建瓴，痛快淋漓，猛烈批驳帝制主张。文章一出，全国轰动，为之洛阳纸贵。当时《亚细亚报》悬赏3000元，征文反驳梁启超，竟无人敢出头应征。
1915年10月的《字林西报》指出：“本报北京访函详论各省舆情，谓反对帝制最力者，仅为湘、鄂、粤、桂四省。”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搞帝制，上书劝进最卖力的，也是南方人。1915年8月，杨度（湖南籍）、孙毓筠（安徽籍）、李燮和（湖南籍）、严复（福建籍）、刘师培（江苏籍）、胡瑛（湖北籍）号称“六君子”，组织了恶名昭彰的筹安会，为袁世凯登极鸣锣开道。其中孙、李、胡、刘四人都是老同盟会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