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旅店- 第35部分

　　怎么了？

　　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

　　我怎么了我？那女子只听见自己嗓子捏得很细很尖，却看不见自己的表情多么委屈，是那种孩子被大人误解带有自我辩解的委屈。

　　我看见了。

　　先是看见那个十三岁的宋歌在美国中学的教导处面对米雪小姐的质问。现在我又看见这个二十六岁的海伦在中国面对奶奶的指责。童年的她和青年的她是同一种委屈，瞪着大而圆的眼睛。她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一点点散开，愤怒与强烈的困惑一点点地爬上。她一再尝试放弃自己，认同他人的价值系统，好与她的周围融洽，然而每一次放弃都很笨拙，每一次的接受注定更加愚蠢。那些接受，一次次使她的放弃带着破裂。自己不知怎么也就在这其中分裂了。希望也泯灭了。她不甘心地想：我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合时宜？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不需要你们告诉我应该过什么生活，应该喜欢什么人。我的个人生活与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现在是美国人的观念。美国人就是很随便地就跟人上床了。不，我看你比美国人还美国人。我们可不能接受。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是将一个人的男女关系与他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的。奶奶越说越激动，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男女问题。现在中国的许多经济大案被查出来，源头就是男女关系。　比如：成克杰、李嘉廷。这足以见得一个在男女关系上混乱的人，他的道德品质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奶奶正觉得自己论点有力、论据确凿时，正觉得自己张扬正义的情绪被全部激发出来时，她孙女却突然问：陈什么？李什么？他们是谁？

　　她已经回国三年了，能讲一口很地道的中文。一天她把四大名著都读了，对她爷爷说：《红楼梦》加《三国》，我觉得自己懂中国了。爷爷笑笑说好的好的。说不清那种笑，像是笑一个孩子那种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她现在知道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她大抵只算是喝了一两瓢海水。现在知道她有意识靠拢的东西，只是中国人深浸体肤毛孔的常识。她不懂它们，无法进入他们；懂了它们，仍是无法进入他们。

　　奶奶觉得强烈的无趣。就像她正用上海话跟人讨价还价一件东西，那人突然用东北二人转的声音说俺不卖。对牛弹琴般的扫兴，简直就是一种残忍。她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残忍的无知。记不清多少个这样的时候，为了被懂得，奶奶不得不做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不得不对一定的时代用语做注解；不得不请因为那口教会学校训练出来标准英语而被她说了一辈子“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的爷爷出来帮忙。翻译好了，情感也早已褪了色。越是关于人情、亲情的家常用语，越是经不起翻译，每翻译一遍，交流就打一次折扣。一次孙女看见文革中戴高帽的照片，问他是在过生日吗？在美国过生日就这样戴高高的帽子。这种交流是没有出路的。

　　奶奶没好气地说：谁？罪犯。

　　我不知道。我说。看见气馁的奶奶，我一刹那真庆幸自己不懂它们。我希望回到二三年前对这种语言的混沌状态，我不想懂。

　　我不懂。我又用英语说了一次。这句话，就像爷爷可摘可戴的助听器——可以选择要听的不要听的。

　　还记得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初来乍到美国最常说的一句英语吗？我不懂英语。那是一种隔离，带着一点弱者的自我保护和一点不礼貌的野蛮，意思是我不要和你讲话。现在她重操旧技，还增加了一层优越感。讲英语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被追究的优越。她在制造优越的隔离。带着一点居高临下，也带着一个外来者的暗示：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我也不懂你们。因此我有豁免权，不受这种文化的约束。

　　造作，极端的造作。

　　奶奶转过头，几乎是用哀悼的声音对爷爷说：我的小歌不见了。

　　对不起，我的生活并不是你们期望的那样，也不是我计划的那样。你能不能停止审判我呢？她用力压制自己冲天的委屈和烫人的愤懑。她眼睛里的委屈和她嘴角的不懈相互竞争着，谁也不肯先退一步。

　　她的整副表情都在说这是一场冤案，但是她不要求翻案，她原谅人们，只要求人们别来烦她。她突然冲爷爷奶奶大叫：Ｌｅａｖｅｍｅａｌｏｎｅ。

　　奶奶满眼的问号，又去望爷爷，眼神带着请教的谦恭。这时她进了房间，咣当把门给关上了。那粗暴而野蛮的一声，是对这句奶奶听不懂的英语最形象的解释和强调。

　　爷爷说：走吧，让孩子单独呆会儿吧。奶奶问她刚才说的是什么？爷爷又说让她自己单独呆会儿吧。我问你她刚才说了什么？我说了，让她单独呆会儿吧。

　　呆会儿就是呆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叫我起床。她挨紧我的房门，小歌，小歌，她的声音非常谨慎非常紧张，像是唤一个不确定是否还活着的人，叫叫看，能不能给叫活了。还不能太大声地叫，怕活着的人反而给吓死了。

　　海伦，海伦，你应一声啊，你再不应，我们就进去了噢。

　　终于里面传出一个孩子气的、不当真的威胁：你们进来，我就走人。

　　他们进来了，我真的要走了。他们以为我只是搬出去，没想到我一走就是走到美国去。我以一种倦鸟思归的凝重神情对爷爷奶奶说：我想回美国了。

　　奶奶很委屈，是那种好心被人误解的委屈，转过头对爷爷说：我说她什么了？她就要走。爷爷说：也好。换个环境可以想清楚一些事情。

　　我想我妈妈了。　爸爸临走前说去吧，大概就是叫我去找妈妈。


第二十七章　我到美国找妈妈（1）


　　就这样，我又乘上了飞往三藩市的飞机。邻座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稚嫩的目光中流淌着那种反叛，那种揭竿而起的亢奋，那种新鲜，那种等待，我非常熟悉。一会儿摆弄座位上的耳机，一会儿摆弄自己的指甲。我问她：你一个人吗？是的。小姑娘的声音很细，很尖，听得很清楚。我问她，你来美国是……我到美国找妈妈，她回答。然后反问我，你到美国是？我也是到美国找妈妈的，我笑着答。女孩子立刻就笑了，她想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做作呢。显然少年人认为成年人假装清纯比他们假装深沉更加糟糕。但是我知道找妈妈是我来美国的全部目的。我仿佛看见又一个母女重逢的场面正在机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这时机舱里响起《加州旅馆》。这首歌产生于惊艳的！”９７６年。

　　我记得最后

　　我向门口跑去

　　但是我必须

　　找到我来时的路

　　别紧张，守夜的人说

　　我们只是按照程序接待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帐

　　但你永远也无法离开

　　离开可以逃避一个人，却不能逃避一种关系。有时候我也想这一切都无所谓，我已经成人可以自我安慰，但我听到“妈妈”这个词时，我知道它有所谓。在妈妈和我的心中，伤痛仍然继续着寻找答案，但很可能找不到。我相信她是爱我的，而我也爱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都没让对方接收到这个信息。这个陌生的异国让我们陌生，然后我们又在异国的陌生中延长了那个陌生。

　　现在我站在机场大厅，与十二岁那年同一个位置。当年机场的人群在记忆中被抹去了，只留下那个十二岁的白衣少女，她最终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成为一种印象一种信号，来美的早期记忆就这样被激活了。我能看见那个来美国找妈妈的小女孩，目光紧张，神情彷徨，脚步有点垮，像是穿了一双不跟脚的鞋，其实她只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被激活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妈妈。那个刚下飞机的中国女人，一个纯粹的外国人，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抓着自己的命运，畏缩地面对美国呈现在她面前的声势浩大的热情与富裕，莫名的慌张。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中国女人，突然放弃一切，跑到美国从头开始，这本身就意味着慌张。将来在美国怎么办？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决定和美国“将来”上了。

　　现在这个中国女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很多年了，她在三藩市的小洋房里过着简单而有秩序的生活。美国二十年来像蚂蚁存粮似的一点一滴微薄积累下来的财富，加上大卫的离婚赡养费，现在再像蚂蚁食粮一样，更加微薄地消耗。只要她不决定挥霍，或者决定活得尽可能长寿，她的日子是不难过的。当然她是中国人，这就意味着她很节制，包括对寿命的节制。早晨起来在电子体重磅秤上量一量，根据上面的数字决定这一天的饮食。晚上靠在长沙发上看书。没有什么好书了，她就把以前读的好书再拿出来温习。他们这一代深受俄国文学影响，她少女时代就开始非常喜欢莱蒙托夫的诗，尤其是那首《帆》：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而它，在不安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忘记说了。相信吗？她参加了大卫前妻的读书俱乐部。她们最近在读一本大卫新出的作品，一本小说。大卫的两个前妻头埋着头，想从小说中读出一点他——大卫藏在主人公的哪一个细节、哪一段情景里。读到一点蛛丝马迹，哪怕是男主人公的一个表情，两个埋着的头就会同时抬起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不说，不用说。她们全明白。也许还想从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即使读到了，她们也不抬头，更不说。当然她们还是全明白。两个女人对他爱恋的最真情感，大卫从来没有看到。那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相处有爱屋及乌的投其所好，谈论起大卫及与大卫相关的事物，那么心平气和，那么语重心长。

　　偶尔她也是后悔离婚的。当她抱着一篮子的衣服从一楼的洗衣房回到两楼的卧室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时，当她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意识到她多准备了一份时，猛来一股子心酸，而更多的时候她是喜欢这种孤独日子的。在美国她一生都在旅途上，嫁给一个异族人，就更不能取消旅行回家了。现在她倒有回家的感觉了。

　　她还新增了一个爱好，就是在后园里种了一些蔬菜，她像照看玫瑰一样地伺候她的几棵青菜。人孤独的时候只愿意和动物植物交流。也许在这里，她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的亲近之感，但那又何妨呢？她总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可爱亲切的小菜地。

　　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像是对她前半辈子的纠正。前半辈子的不安生就是为了把安生留给她的后半辈子。

　　今天她起得特别早，女儿要从中国回来了。她很自然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女儿，从出生到六岁她出国，到十二岁女儿来美，到十八岁去东部上学，再到二十二岁毕业，二十四岁回国。这些年来她一直与照片上的女儿呆在一起，终于她要看见她二十七岁的女儿了。女儿晚上才到，现在还是早上，来得及松弛一下。她这么想。于是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些动作她非常熟悉，这些年她就是这样过来的。

　　她早早地来到机场，准备着自己。十多年前，她就曾经这样期望过女儿的到来，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对一个十二岁女儿的等待，对一个十八岁远方读书的女儿的等待，对一个二十二岁离婚女儿的等待。现在她就是用所有等待聚集在一起的等待看着我：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高额头，好莱坞的弯眉，尽管穿着三寸尖底高跟鞋，她的脚步依然坚定，因为她不仅知道要去哪里，而且知道怎么回来。同十二岁那年的到来一样，身着白色，却是那种看透人世姹紫嫣红后的素净。女儿显得比她的年龄成熟一些。女儿冲她笑了一下，虽然只是红嘴唇咧了咧，已经使女儿疲倦的脸稍微有了一点动感。她也冲着她女儿缓慢地推出一个笑容，从浅到深，终于在那越发尖挺的颧骨下漫开成笑靥。她观望着我，感觉到血脉相承的神圣。

　　大卫也在，是我打电话说希望他也来接我。他的身体又膨胀又干瘪，像一本从水里打捞起来烘晒过的书，起伏不平，走了形状，无法恢复原貌。像我在他书房里见到的那本深红色的硬皮字典。他仍然站在她旁边，微微靠后的身体表示他对我妈妈一向的礼让，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们离婚后反比他们没离时要好，时有往来。大卫新婚后，他们有段时间没有来往，直到他发现现任太太和他的前任太太见了面并没有产生什么风波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