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噢，那……”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也挺可怕。这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犯。”
据瑟斯顿的描述，有两份互不相干的人权报告被全文收入了文件，它们都提到了一个金发美国人帮助反政府武装犯下了种种暴行。他还描述了中情局在洪都拉斯的负责人的一份关于赖利活动情况的备忘录。备忘录承认赖利长期在尼加拉瓜国内活动，但也说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证据说明他卷入了任何暴行中去。另外有两份备忘录，一份是国情局调查部的一名调查官写的，另一份是一位陆军特种部队的中校写的，他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你要了解的这人到处跑，”刘易斯说，“那儿有些材料还提到了伊朗反政府武装。”
“真的？”
“确实如此，但我没打印出来，你感兴趣吗？”
“还没有，也许以后会。我主要感兴趣的是巴拿马。”
“那方面资料也多的是，”瑟斯顿说，“其他三名特别行动部队小分队的成员的宣誓作证。讯问巴拿马国防军士兵的录音记录，他们声称目击或听说过赖利参与的屠杀。还有军方验尸报告的副本。所有的死者都是在背部或后脑勺中的弹，都是在近距离被杀。”
“像是军事法庭上的材料。”
“完全正确。事实上，军事系统中至少有两份不同的人写的备忘录，确实要求将他送上军事法庭。”
“那这个狗娘养的是怎么逃脱的？”
“这是个谜，我得说。”
“没有文件提供线索来为此做出解释？”
“一点儿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九九○年一月底陆军宪兵司令做的一份姿态性的备忘录，声明对他的指控不会导致军事法庭听证会，因为证据不足。另外，还有一份赖利在当年晚些时候获释的证明书的副本。”
“真的很古怪。”
瑟斯顿也大惑不解地摇摇头。“的确古怪。显然有人为了我们的好上校而在幕后操纵。”
另一个念头闪过扎克的脑海。“嗨，刘易斯，你有没有找到赖利的个人简介？”
“我还真找到了，但都是泛泛之谈。”瑟斯顿在文件中翻出一张递给扎克，上面有八行关于赖利的个人情况的资料。扎克非常仔细地阅读着。赖利在南卡罗来纳上完公立中学后就直接参了军。在进“绿色贝雷帽”之前他作为武器专家在西德服役了三年，然后……
“哇。”扎克读到下一行时轻声叫了起来，下一行写的是：“海军少将杰弗里·福斯滕参谋助理，对外军品出售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什么？”刘易斯问。
“没什么。听着，刘易斯，我发誓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21
在十二月第二周的周末，华盛顿给人一种太平盛世的假象。对财政危机的预期，对作奸犯科的指控，本来是陷入僵局的国会每日鼓噪的主要话题，现在随着议员纷纷返家也暂时偃旗息鼓了。经济衰退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坏消息还是源源不断，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对总统的攻击也是如此。谢尔曼已开始了新一轮攻势，批评白宫对恐怖主义国家姑息迁就，把钞票全投进了中央政府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白宫官员则破例没像往常一样为自己辩解，而是用一种老练的自信对谢尔曼的攻击予以回避。这足以证明，局势已糟糕到了什么地步，以至于总统的人也不再有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倾向了。华盛顿的平静不仅因为国会议员返回家乡，不再到处扔炸弹了，还因为各行政部门的官员暂停了互相拆台的活动。
星期四下午瑟斯顿打电话给扎克，说他得到了管理“陈氏集团”的唐纳德·陈的更完整的资料，他们应该碰个头。
“今晚去听爵士乐怎么样，刘易斯？”
“爵士乐？”刘易斯说话时用足了气，好像他在发一个外语单词的音。
六小时过后，刘易斯和扎克已在城东北的一家小俱乐部里听着咝啦咝啦的四重奏。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月他总是晕头转向，有一次误打误撞找到了这地方，后来便多次在晚上来这儿，通常是独自一人。爵士乐里有些很本源的东西。即兴发挥就体现了一种人所必需的真诚；它是一种纯粹的灵歌，受着本能和愉悦的引导。对于扎克，爵士乐是世界上最不矫揉造作的表达形式之一。
扎克很高兴看到刘易斯渐渐陶醉在音乐中，并用手在桌上打着拍子。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穿着黄色V形领毛衣和一条高尔夫球裤到爵士俱乐部来，就说他不懂得欣赏这个地方。
“他是个大玩家，非常有钱，”当他们在幕间休息谈话时刘易斯这么评价陈，“这老头子虽不算亿万富翁，但也差不多了。”
“他是怎么赚钱的？”
“近年来主要搞进出口，航运，航空公司。我们的陈先生像是有根金手指。”
“有没有什么非法买卖？”
“没有，至少在过去的约二十年中没有。”
“什么意思？”
“噢，一九七四年三月，唐纳德·陈由于和一个海洛因走私集团有牵连而和其他十二个人一道被起诉。”
扎克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呢？”他终于咕哝道。
“后来起诉被驳回。根据一份案情简介，陈的律师成功地声明，在陈的一座仓库被走私集团使用时，陈一直蒙在鼓里。”
从俱乐部回到家后，扎克在阴暗的客厅里坐了很长时问。第二天早晨和福斯滕一起开参谋会议时，他发现自己怀着异样的眼光看着将军，心中充满了疑惑。
星期六上午十点钟时，扎克来到查德威克的联邦文件库的大厅。在和瑟斯顿谈过陈的事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到那儿订了预约。去文件库他得换乘两种公共汽车，绕行一个半小时，而若是自己从水晶城驾车只要四十五分钟。在第二辆公共汽车上，他朝窗外望着经过的条状公路分隔带和加油站，一边想自己正在干什么。驳斥对他上司的造谣中伤，他告诉自己。证明那是造谣，这样就可以把自从和卡斯托里上一次交谈后进入他的脑子里的怪念头冲走。他将收集证据，然后在和这个记者下一次会晤时揭穿他的谎言。卡斯托里不是想要消息吗，他会得到的——一条最终将使他的妄想之船沉没的消息。
负责国防档案的管理员仔细看了看扎克的身份证，然后让他填了几张表。接着扎克被领着穿过几道上了锁的门，之后管理员叫他在写字台边坐下。他朝四周张望，注意到了头顶上低低的天花板和密布的自动灭火器。给屋子照明的是布满灰尘的荧光灯。五分钟后，档案管理员推了一辆小车回来，上面载着五只盒子。
“这些是关于细瑟的全部文件。”她说，一边把车停在桌边。
扎克看了看盒子上的标签。他取出标有“图片证据”的盒子放在桌上。看来从这儿开始比较好。
他打开盒子，抽出几本文件夹。其内容看了令人作呕。照片展示了村庄各个地方的累累尸骨。其余照片拍的是屋里的尸体，相机闪光灯使那场面带上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光。
扎克把照片放在一边，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浏览了大量的文宇档案。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很全面。有对福斯滕及其手下的长篇采访录音记录。有已经发黄了的来自陆军、海军、国情局和中情局的调查官员的报告。扎克首先浏览了一些录音记录，从福斯滕的开始。
据福斯滕的讲述，他的三条巡逻艇沿特里放河的支流执行一次为期两天的巡逻。根据情报，沿特里放河的一些村庄周围有越共活动。那地区树木稠密，位置偏远，地面巡逻队无路可去，甚至直升机到那儿也很困难。福斯滕部队的任务是发现并摧毁任何敌军和他们的藏身之地。
他说他和他的巡逻艇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去过细瑟。他们发现那里的。既友好，也很合作。他声称在巡逻的第二天，当船接近细瑟时，他们立刻就注意到了一种死寂的气氛。水面上没有通常的活动。岸上没有女人在洗衣服，也没有渔夫在卸下捕获的鱼。“我们马上明白出事了。”福斯滕当时说。然后他继续描述了发现被屠杀的村民的经过。“那地方简直成了屠宰场。他们连婴儿也没放过。”
照福斯滕的讲法，是越共血洗了村子，因为人们知道这个村子同情美国部队。他还指出以前已有过类似的案子。“如果他们能在过春节时把顺化①一半的人杀死，那为什么不端掉像细瑟这么屁大的地方呢？”
① 顺化：越南中部港市。
在交谈中，当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村子里到处有美制M…16冲锋枪子弹的弹壳时，福斯滕则嗤之以鼻。“哼，假如我是一支越共部队的司令，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现场看起来是美国人干的。再说，妈的，我不用提醒你越南兵偷了多少M…16。几千支。甚至上万支。”福斯滕部队的其他人讲的也都一样。
陆军和海军的法医组的报告没有下什么结论。当小组到达那个偏远的村子时，尸体已开始腐烂，而在此期间大雨冲刷了该地区。在这些文件中，扎克唯一能找到的对“河鼠部队”的说法提出质疑的证据是一份中情局对细瑟事件写的报告。报告阐明，自六十年代初，人们就知道细瑟是同情越共的。
扎克浏览了几份由不同的调查官员写的最后报告。它们都引证了“河鼠部队”的说法中种种自相矛盾之处，但都下结论认为没有证据来确认这一怀疑，即屠杀是福斯滕的人干的。陆军的最后报告是一个名叫凯文·埃廷格的中尉写的，表示了最强烈的怀疑。它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M…16的弹壳上，指出虽然有很多M…16在越南下落不明，但人们知道越共士兵在作战时很少持有这种武器，因为这枪的不可靠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了。但报告也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即用这些枪支来栽赃美国部队。最后，埃廷格下结论道，指控“河鼠部队”的证据没有说服力。
下午两点扎克离开档案文件库，精疲力竭，但也如释重负。没有证据说明福斯滕是战争罪人。他想到陈时又有些不安。但当他靠在公共汽车的椅背上闭目养神时，他从脑子里赶走了这个念头，而只想着下午和晚上即将到来的同贾丝汀的约会。
当总统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螺旋桨开始旋转时，联邦调查局局长霍尔斯顿环视了一下机舱。白色皮制的座位装饰着蓝色的总统印章。长毛绒棕色地毯铺在脚下，甚至还有一个小酒吧。真不赖，霍尔斯顿想。他的地位正在步步高升。不一会儿，直升机升到空中，出了华盛顿，径直飞往马里兰州的坎诺克廷山脉和戴维营①
① 戴维营：美国总统的休养别墅。
霍尔斯顿缠了白宫有两星期，要求见总统一面，而唯一可以见缝插针的又是星期六下午。这次是在戴维营，总统最常度周末的地方。乔·里佐蒂用他惯常的油腔滑调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向他道歉。他说希望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能减少霍尔斯顿的不便。
倒不是因为要牺牲周末而使霍尔斯顿恼怒——一年中任何一个星期六让他和总统在戴维营会晤他都可以忍受。使他不高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了特津的事情而与总统的面谈竟一拖再拖。的确，霍尔斯顿最近见过总统不少次。他们曾面谈过萨克拉门托行动，当纽沃斯将军在佐治亚身亡后，霍尔斯顿还参加过在白宫举行的紧急会议，他报告说没有阴谋杀害将军的证据——至少没找到强有力的证据。
然而关于特津的会谈却一直搁下了，即使霍尔斯顿很早就为此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他的特工调查了特津的战斗记录，教育状况和家庭背景。他们费尽心机搞来了特津进五角大楼时所受调查的资料，并做了仔细的研究。两名特工跟踪过他几次，了解了他的日常活动。他们还实地考察过他在水晶城的住所，想打开门锁那是不在话下的。最后，霍尔斯顿为谨慎起见，假设了卡麦尔法官对行动会做多大程度的批准。他推测会被准许在电话和房间里安装窃听器。他把所有这些材料写进了一份四页的关于争取特津的可能性的备忘录里，这份备忘录现就在公文包里，他老早就想把它当面呈送给总统了。
可是虽然霍尔斯顿已准备就绪了，但总统还没有。这次私下会晤迟迟未能举行不是偶然的。总统跟往常一样又在拖延，犹豫不决，怕这怕那，没完没了含糊其辞都是他的天性。如果他去接触一个能提供消息的人都这么苦不堪言，将来他会同意提出诉状吗？这个问题霍尔斯顿想都不去想。
直升机在离一簇生锈的铁皮小屋不远处的起落点着陆了，那是在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