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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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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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类似的,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    
    相传李清照与赵明诚两口子闲来无事,还会仿这种形式开家庭笔会。想来也是别有趣味。    
    饮酒赋诗的形式也经常被打破,改为行酒令。行酒令时多作对联,出联后如对不上或对得不工稳,则算输,进而罚之以酒。这从内容上比起诗歌来自然是简单了许多,参与者也就随之多了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就描写了鸳鸯三宣牙牌令的趣事。这次酒会不仅太太、小姐、丫环们参加了,连大字不识的刘姥姥也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等谐句俚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20世纪初的上海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传说浦东有个土地庙对赌徒来说比较灵验,如果年轻女子前去寄宿的话,神灵会在梦中给予指示,转天去赌的话,按照这个指示投注的八九不离十都能赢。信以为真的丈夫于是便极力鼓动妻子前去试一试。妻子虽然找到了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庙,但是却在留宿的时候遭到兵痞的强奸。当她狼狈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抚受到伤害的妻子之情绪,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惩罚作恶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问神灵给了她什么指示。伤心万分的妻子悲愤地骂了一句:“你这个乌龟头!”丈夫大喜,以为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灵暗示,竟然真的跑去买了个乌龟注。赌博赌到如此境界,也确实不易。有道是: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说来,这麻将的历史也着实不短了。麻将牌也作麻雀牌,是由纸牌衍变而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玩具,并结合了唐代叶子牌、宋代轿夫牌、唐字牌、明代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点,一直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才最终成为现代麻将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将牌由外盒、牌块、骰子、筹码、位置牌等五部分组成,全副牌共有144张,按照牌面图案和标记,分为纹样序数、方位、季节、文字、植物等五类符号组团,由一筒至九筒36张筒牌、一条至九条36张索牌、一万至九万36张万牌、东南西北16张风牌、中发白12张剑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32张花牌组成。在竞赛的时候,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参加的4个人分坐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集中抓取17张基本牌后,按照吃、碰、岔、杠和自行替换的方式,以各类牌型的收集程度作为单局输赢依据,以和牌数量的总数和规模的大小决出胜负。    
    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麻将牌上标识的每一个细节都各有出处。譬如说,最早麻将牌面上有“公、侯、将、相、文、武、百”等七个字,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忌,大有下谋犯上、玩弄长官的意思,因此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禁忌游戏。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有位叫陈渔门的普通群众,私下里将“公、侯、将、相”改为“东、西、南、北”,将“文、武、百”改为“中、发、白”,这种大胆的革新使濒临灭绝的麻将重获新生。而骰子本来是单独的一个游戏品种,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掷概率上的随机特点强化了麻将牌游戏的公平性。它最初是橄榄型的,到了三国时期,曹植将其改做立方体,并在六个面上分别镌刻上一点到六点的标注。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酷爱骰子游戏,一次该轮到唐明皇掷骰子的时候,惟有两粒骰子均为四点的时候,才能够赢了杨贵妃,唐明皇在转动的时候就不停地喊“双四”,待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两个四点。唐明皇见此情形以为吉兆,遂令太监高力士将所有骰子的四点都涂饰成朱红色,后来又将与四点对应一面的一点也涂成了红色,此说引发民间仿效并一直流传至今。    
    进入晚清,一些达官显贵、王公大夫终日把玩麻将当作第一要务,沉醉于这种被他们认为是高雅的“娱乐”之中。在北京,“京师麻雀之赌,大半侣行于仕禄之家”。仅仅数年间,麻雀“盛行于北方,上而贵官显爵,下而巨商富贾,无不趋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掷巨万,废时失业,为害不可胜言”。参赌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赌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过千元。    
    20世纪初的北京、天津等许多地区,玩麻将竟然也成为一种时尚。《大公报》报道,“廿世纪之新中国,新机勃兴,南风北竞,首先溥遍于所谓上等社会者,厥维麻雀牌,每见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废寝……且嗜之者,非维新学子,即政界阔官。”具体到天津等地,在众多赌博中,麻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赌徒来说,“雀牌,不但趋时,而且可以联络朋友”。    
    有识之士在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把麻将称为“亡国奴戏”,痛陈麻将误国殃民之诸多罪状。不过,很显然,这并非是麻将的错。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5节 服饰(图)

    货郎图   原图为南宋李嵩所绘。图中描写宋朝货郎在乡间行商的情况,货郎上的货物品种繁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在画像中见到华盛顿与拿破仑,固然是奕弈赫赫,但如果我们在澡堂见到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确有至理。    
    ——梁实秋《衣裳》    
    衣食住行,这种排序方式不知道是谁定下的。总之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代称。把衣服排在比“食”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不止一次说过“民以食为天”。通过这个逻辑,结合衣食住行的排序,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穿衣服这件事情比天还要大!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堪称上述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佐证,至少在年轻的赵武灵王眼中,短小的紧身衣尽管不合传统,但是对打胜仗是绝对有利的,对于打江山也是绝对有利的。    
    然而,服饰在更多情形下并没有重要到与国家前途有关。    
    ◎ 内衣的秘密    
    有可考的穿内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那时的称谓是“亵衣”。“亵”意为“轻薄、不庄重”,因此即使洗干净了搁在那里也不能让人看见,否则是很失体统的。尤其是女性内衣,洗涤后绝对不能晾晒在外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大凡书中描写某女在人前露出内衣,那一定非良家女子。《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在与贾珍、贾琏饮酒时,“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一个在中国古人眼中坏女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内衣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汉朝内衣称为“抱腹”、“心衣”,魏晋称为“两当”,唐代称为“诃子”,宋代称为“抹胸”,元代称为“合欢襟”,明朝称为“主腰”,清朝称为“肚兜”,再后来就到了近代,则是我们至今仍可见到的“小马甲”了。    
    内衣称谓的变迁实际上表明了古代女人对胸部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以唐代“诃子”为例,唐代对女性美早早喊出了“以胖为美”的口号,当然,这里的胖并非肥胖,而是丰满。这决定了美丽的女性不能像前朝人一样穿吊带的“心衣”,那样容易勒出毛病来。于是,唐代女人便发明了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上胸及后背袒露,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因而内衣面料考究,色彩缤纷,难怪人们总以盛唐为骄傲,那时候便“内衣外穿”了。“诃子”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应该是以杨贵妃为分界线的。之前露胸较多,而后就有所收敛。蔡东藩《唐史演义》记载:“禄山与贵妃,鬼混了一年有余,甚至将贵妃胸乳抓伤。贵妃未免暗泣,因恐玄宗瞧破,遂作出一个诃子来,笼罩胸前。宫中未悉深情,反以为未肯露乳,多半仿效。禄山却暗中怀惧,不敢时常入宫。”由此可见,“遮丑”也是内衣的主要功能之一。    
    宋代的抹胸与之相比,则显得越发收敛。《续资治通鉴》记载:穿上“抹胸”,“上可覆乳下可遮肚”,整个胸腹全被掩住,因而又称“抹肚”。直至清朝末期随着洋纱洋布进入中国,西方的各种极富美学价值的胸衣才真正演绎在中国女子的身型之上。    
    上半身的问题说完了,我们谈谈下半身。《礼记·曲礼》告诉人们:“暑勿褰裳,褰则下体露矣。”夏天千万不要撩衣服呀,要是撩的话,你的下体就暴露了!在商周时期的玉俑及汉代的画像石上还可看到,如果将腿伸直而坐,则叫“箕踞”,这种极其随便的坐法在当时是很忌讳的。这些点滴的记载告诉我们:在周朝以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人并没有穿内裤的习惯。由此不难理解,早些年代的古人为什么席地而坐(先跪而后坐在自己的腿上),主要是为了收敛自身,避免露出下体。    
    ◎ 成人的开裆裤    
    值得说明的,直到大唐,我国妇女依然穿开裆裤,就像今天小孩子们穿的那种。光绪癸卯进士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有“唐女裤仍开裆,如今日小儿”一说。    
    尚秉和考证说汉昭帝时的皇后上官氏嫉妒心特别强,不允许任何嫔妃和宫女接近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让后宫女子全都穿上“穷裤”,而且要在裤子上系上好几条带子。这样,即便是皇帝先招惹宫女,光是解带子也得解一会儿。他引了《汉书》著名注释家颜师古对“穷裤”的解释:“即今之绲裆裤”。尚秉和进一步分析说,绲,根据毛传的解释就是绳子的意思。《集韵》中认为“绲”是缝的意思。因此,唐朝的绲裆裤,中间有缝,但是用绳子结着,为了方便小解。到了唐朝,带子比之前朝更多,原因很简单:“故多其带以防强暴”。    
    ◎ 白帽子的失意    
    白色服饰历来被视为不祥之物,今天的很多人依然有这种偏见。三国时期,连年兵祸,加上天荒,百姓生活几乎难以保障,这也牵连到军队的供给。魏主曹操了解到情况,为了节约开支,创造了一种简单的首服(帽子),其制如上谷皮弁,惟以本色缣帛为之,不加印染,故名“白帢”。考虑到民间的“忌白”习俗,曹操只能带头使用这种首服,连礼见宴会时都不脱下,由此,白帢得以流行。然而,白帢的命运终究不及“胡服”,由于“白色不祥”的理论在民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因此,魏亡以后,曹操的这一举动还是遭到了公开的非议。甚至被写进后世正史,《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武帝……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也”。名之为帢,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劫杀之妖也。    
    到了后来的南朝梁时,干脆将魏武帝为了让全民渡过难关而设计的白帢定为丧服,“士庶男子日常闲居均不戴之”。    
    ◎ 壁虎、指甲和贞操    
    唐朝短命诗人李贺不经意间看见了林家女子对烛染指,信笔写下两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竟成为中国妇女“美甲”的最早记录。    
    什么是“守宫”?其实就是壁虎。因为它经常守伏在宫室之壁,捕食虫蛾,故得此雅号。张华《博物志》中说,东方朔曾经告诉汉武帝,守宫砂是检验女子贞否的验方。古人将壁虎养在盛放朱砂的盒中,等它吃了朱砂,全身都变红以后,则将它捣碎。古人坚信用这种“红汁”点在女子身上,可检验妇女是否保持贞操。如果没有发生过房事,红色终身不灭,只要进行过一次性生活,那么红色立即会消失。    
    《淮南·万毕术》载:    
    守宫饰女臂,有文章。取守宫新舍阴阳者各一,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饰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    
    同书还有一节云:    
    取七月七日守宫,阴干之,治以井花水和,涂女人身,有文章,则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这种乱七八糟的逻辑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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