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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诜的食疗品中，日常生活中的鸡、鸭、鱼、肉、水果、蔬菜无所不包，真可谓品种齐全，琳琅满目。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
◎ 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临床试验
公元8世纪初，唐代本草学家陈藏器写的《本草拾遗》中所记载的动物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药理实验。这比西方早了近一千年。
所谓动物药理实验，是指为了弄清药物的性能，用动物进行试验。
《本草拾遗》中载：“赤铜屑主折疡，能焊入骨，凡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伤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这说明骨骼的复原和连接，可以用铜来治疗使其早日愈合。然而，这次动物实验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在受伤的六畜死后，作了解剖才发现的。
真正有目的在动物身上做临床药理实验的，那就是宋代寇宗爽在1116年做的实验了。他在《本草衍义》中写道：“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以之治）打扑损。”胡雁的翅膀折断了，然后进行试验，这就是现代药理试验用的模型。给折翅胡雁喂饲自然铜，雁骨伤愈后，就展翅高飞了。然后又把这成功的试验结果应用到临床，给骨折病人服用治疗。
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铜元素是骨骼中制造骨质的成骨细胞内必不可少的物质。实验还进一步表明，骨折后骨痂的形成过程也需要有铜元素参加。经过分析，在骨痂中的铜，含量比正常骨要高得多。铜离子进入血液后，变成有氧化酶活性的血清铜蛋白，它对体内的铜有着运输和调节的作用。铜对骨痂的形成，起着触媒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自然铜接骨之功，与铜屑同，不可诬也”，又说“自然铜接骨之后，不可常服”。说明过多的铜元素对人体会有害处。
到了明清时代，用动物做药理试验就很普遍了。李时珍甚至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服用较大量的洋金花（即曼陀罗花）对人体的麻醉作用进行验证，显而易见，用动物做试验则成为一种潮流。
第五部分 医学第31节 悬丝诊脉
——扑朔迷离的诊断技巧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
——近代名医施今墨
在我国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里，常有太医为皇帝的后妃们“悬丝诊脉”的情节。具体方法是：后妃和太医各居一室，由太监或宫女将一根红丝线拴在后妃的手腕上，线的另一端交给太医把按，通过丝线辨别病情。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宫廷礼制，以防乱了宫闱。
传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就用此法。因孙氏系从民间召来，不是有职衔的太医院的御医，太监就有意试他，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孙氏识破，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诊得脉象，知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娘娘遂顺利分娩。同行问其窍门，孙思邈笑而不答。
吴承恩《西游记》中有孙猴子给朱紫国国王悬丝诊脉的故事。毕竟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或者说，大略只有孙猴子这样的神通，才有可能掌握这神奇的本领。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之事？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人在1968年请教过施今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是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
由此可见，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如果太医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他再高明，也不会看好后妃们的病。
第五部分 医学第32节 炼丹与服食
——成年人关于长生不老的童话……早夭羡中年，中年羡暮凿，暮凿又贪生，服石（食）求不死。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缴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
——白居易《戒药诗》
成吉思汗想见丘处机。因为他听说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法术。丘处机二话没说就去了。见面之后，丘神仙并没有带来长生之术，带来的却是卫生之术——止杀戳。成吉思汗大为不悦，你们中原不是流行炼丹吗？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我炼丹的！丘神仙对此不置可否，终究还是没有为成吉思汗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长生不老药“神丹”或人工金银等，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亦作“服石”）、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 葛洪关于长生不老的“伪证”
人究竟能不能长生不老？对于肉体生命的试图超越，早在战国时期已经蔚然成风，始皇帝寻求不老药的荒诞经历成为这种风气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而最终，他死在寻求不老药的路上，堪称一个绝妙的讽喻。然而，虔诚的方术家认为长生是可以的，在他们心中，活了八百年的彭祖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佐证，尽管谁也没见过那个姓彭的老老头。
西汉大学问家刘向说“有神仙”，嵇康说“神仙可信”，但是桓谭却说“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有没有神仙，能不能长生不老的讨论一直延续了很多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思想交锋。今天看来，一切都是明了的，但在古时，正方与反方的观点一直在伯仲之间。
东汉的名医葛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炼丹师，便是相信人可以长生的，而且，为此建立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抱朴子·论仙》有云——
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识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长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你没见过仙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说仙人没有吗？寿命是你自己的，可是你能说出究竟自己能活多长吗？以你自己的短浅来判断微妙的有无，这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葛洪上来便先找个靶子来打击，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凡见解——
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然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官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断之。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惰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葛洪以天地阴阳的变化，通过对“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的观点的批驳，进一步说明了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可是，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之前有过的无数求仙失败的例子，他是怎么看的呢？
他以刘向得淮南王《鸿宝枕中秘书》仍作金不成一事为例，解释说：“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至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某法而铸作之者。……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
这样看似无懈可击的论证，即便在当下，也可以说服一大批人，更何况是在当时呢。葛洪的“伪证”机敏绝巧，自然为他炼丹奠定了极好的理论基础。
◎ 丹药的卓异表现
葛洪在《抱朴子》卷十一记载了各种神仙上药之名：
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柱，次则石脑，次则石英，次则硫磺，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章、楮实、象柴，一名纯卢是也。
整个一个矿物质大会！黄金与水银都是烧炼丹砂之物，而丹砂极热，服者常有燥渴烦剧及毒痈发背致死的情形。
当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服用这些矿物质，服用者多为王公贵族。以唐朝为例，光是有史料记载的死于服食的皇帝，就有太宗、宪宗、武宗、穆宗、宣宗、敬宗，前后共六位。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这样评价几位皇帝：“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转以速其死耳。”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发轫。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又该作何想？
第五部分 医学第33节 中国古代的防疫
——灾变应对之道……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
——无名氏《避疫论》对隔离的批判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明代吴有性《瘟疫论》说：“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
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以疾疫传染情况来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