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逊于前者。
然而，源自对善的热爱以及对智慧的热爱的行动之间的相似性也就到此为止了。两者确实都站在公共领域的对立面上，但善在这方面来得更为极端，因而也与我们的状况更相关。善必须进入一个绝对隐蔽的场所并避免抛头露面，如果它不想被毁灭的话。而哲学家即使决定与柏拉图一起逃离人间事务的〃洞穴〃，也不必隐藏自我，躲避自我；恰恰相反，在理念的天空之下，他不仅发现了世间万物的真实本质，而且在〃我与自我〃的对话中找到了自我（柏拉图显然在〃我与自我〃的对话中发现了思考的本质）。国隐私意味着和自己在一起，因此，虽然思考可能是所有行为中最为孤独的，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伙伴，完全没有陪伴。
然而，钟爱善的人却无法过着孤独的生活，他的与人相处和为人着想在本质上必须是隐而不露的，并且，首先没有自我的陪伴。他不是独处，但却孤独。当他与人相处时，他必须隐藏自我，甚至不能相信自己亲眼看到自己正在做的一切。哲学家总是可以依靠其思想而得到陪伴，而善行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陪伴；它们必须在做完的一刹那就被遗忘，因为哪怕是记忆也会破坏其〃善〃的特质。此外，思考由于它可以被记忆，可以凝聚为思想，而思想就像所有将其存在归因干记忆的事物一样，可以被转化为有形的东西，这些有形的东西，比如写有文字的纸张或者装订成册的书籍，成为人类技能的一部分。而善行因为必须被立刻遗忘，从未曾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来来去去，不留痕迹，它们确实不属于这个世界。
正是善行这种内在的超凡脱俗性，才使善的热爱者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宗教人物，并且使善本身像古代的大智慧一样，在本质上具有非人类的、超人类的特性。然而爱善与爱智慧不同，它并不困于极少数人的经历，正如孤独与独处不同一样，前者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善和孤独与政治的联系比智慧和独处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唯有独处才能成为以哲学家的面貌出现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孤独更为一般的体验，与人类群居的生活状态是如此地相抵触，以致它在任何时间内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而需要上帝的陪伴，上帝是善行的唯一可以想象的目击者，如果它不是想要完全毁灭人类存在的话。宗教体验的来世论就一种行为意义上的真正的爱的体验、而非一种更经常的冷漠地注视着已被揭示的真理的体验而言，在这一世界本身展现自己，这意味着它就像其他所有的行为一样，并未离开这一世界，而是必须在这一世界中活动。然而，这一展现尽管出现在一个其他活动也在同样进行的空间，并依赖这一空间，它仍有一种积极的负面特征；它逃逸于世界并藏匿于其居民的视线之外，它使世界给予人的空间变得毫无意义，也使这一空间的大部分万事万物都可以被他人所见所闻的公共领域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善作为一种一贯的生活方式，在公共领域的范围内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对公共领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或许没有人能比马基雅维利更敏锐地意识到善的破坏性特征，他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居然敢教导人们〃怎样不为善〃。园毋须赘言，他并未说明也没有暗指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作恶；犯罪行为尽管出于其他原因，也必须避免被他人所见所闻。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行动的标准是荣耀，这与经典的古代传统相一致，而善与恶在争取荣耀方面同样无所作为。因此，所有能借助其〃获得权力而非荣耀〃的方法都是坏方法。国从隐匿状态中显现出来的恶是厚颜无耻的，并且会直接破坏公共世界；从隐匿状态中显现出来并扮演了公共角色的善不再成为其善，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堕落了下去，而且无论它走到哪里，都会把这种自身的堕落带到那里。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教会之所以成为影响意大利政坛的腐败因素，是因为它参与了世俗事务，而不是因为个别人如主教和高级教土的腐败。在他看来，宗教规则之于世俗领域的问题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公共领域腐蚀宗教团体从而自己也被腐蚀，要么宗教团体保持不受侵蚀的状态并同时完全摧毁公共领域。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一个经过改革的教会更危险，他满怀顾虑并带着更大的恐惧注视着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复兴（即〃新的授职仪式〃），这些〃新的授职仪式〃通过〃防止因教会的高级教士及首领的不道德行为而使宗教遭到破坏〃来教导人们行善，而不是去〃抵制恶〃，其结果是〃邪恶的统治者会随心所欲地行恶〃。
我们选择这些公认的关于行善的极端事例（因这一行为甚至在私人领域也不自在），是为了表明对政治社会的历史评判或许与这些行为本身的性质相一致，通过这些评判，可以决定vita
activa中的哪些行为应当公之于众，哪些必须隐之于私。提出这一问题，我并不打算对vita
activa的行为（这种行为的阐述被一种主要从沉思的角度进行考察的传统奇怪地忽略掉了）作一劳永逸的分析，而是试图带着几分自信来探寻其政治意义。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三章
劳动
11。“身体的劳动，双手的工作”
〃劳动〃（Labor）与〃工作〃（work）之间的区别由于太显而易见，反而被人们忽略了。我要提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点与众不同。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很难发现有只字片语（无论在前现代社会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还是现代大量的劳动理论中）涉及这两者的区别。即使有少些论述，在其作者那里也未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然而，与这种历史上的奇缺性相比，却有一种很有说明性的证据，即古代和现代的每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有两个从词源上讲毫不相干、但却可以令我们联想到同一种行为的单词，并保留着表面上一贯的同义用法。
因此，洛克说〃劳动的身体，工作的双手〃，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语中有关〃工匠〃和〃诸如用身体换取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奴隶和驯兽〃的差别（虽然在这里，〃劳动〃与〃工作〃已被视为相同的两个词，因为这里使用的是〃工作〃而非〃劳动〃）。然而这里还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从语言学角度看，古代与现代语言都将这两个词作为不同义的词来处理的，它们的名词形式各不相同，于是我们又一次从中寻找到了完全的一致性。〃劳动〃（当用作名词理解时），从未被用来指完成的〃产品〃（即〃劳动的结果〃），但一直是一个可归入动名词一类的名词化的动词，而〃产品〃总是一成不变地来自工作一词，即便当流行的用法紧随实际的现代发展，以致〃工作〃的动词用法变得过时时也是如此。
为什么当代对〃劳动〃与〃工作〃的差别不在意，因而也不去发现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一种摆脱生活必需品的急切努力，一种对任何最终毫无建树的努力的不屑一顾），随着城邦居民越来越高涨的需求，以及他们坚持不参加任何活动（政治活动除外）而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它发现干任何事情都需付出努力。在城邦国家成熟前的早期政治习惯中，只是对奴隶、俘虏以及自由工匠作了区分。俘虏是被征服的敌人，并被战胜者带至自己家中当作家仆，就像其他战利品一样。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主人一家。而自由工匠则是一些可以在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自由出入的人。后来的时代甚至改变了这些工匠的称谓（梭伦至那时仍把这些人看作是雅典娜同赫菲斯塔斯的儿子），他们被叫作〃banausoi〃，即主要兴趣不在市场买卖而只在其艺术作品的人。直到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起，城邦才开始以职业所需付出的精力来区分职业，以致于亚里士多德称一些〃对人的身体最有损害的〃职业是最〃卑贱〃的职业。显然亚里士多德不承认〃tanau
－si〃是城邦公民，但他接受牧羊人和画家为公民，而不接受农民和雕塑家为公民。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古希腊人除了瞧不起劳动，他们还有一套怀疑工匠，确切地说，怀疑技艺者的智力的理由。不过，这种怀疑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包括像赫西奥德那样据称赞扬劳动的评价）都建立在这一信念上满足身体所需的身体的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因此，只要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工作，尽管没有什么劳动存在于其中，也被视作为一种〃劳动状态〃。可见，不同时空的人们对工作的划分、评价也是不同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人对劳动与工作的蔑视仅仅是因为奴隶在进行这样的活动，这其实是现代历史学家有失偏颇的一种看法。古代人则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认为有必要占有奴隶，因为所有具有奴隶性质的工作有助于维持生活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古代人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这一奴役是人类生活条件固有的。由于人类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只有通过控制某些人他们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劳动才可以获得自由。奴隶很卑贱、很低下，这是他们命不好，这种命甚至比死亡更糟，因为奴隶是与驯服的动物无多大差别的异化的人类。因此，奴隶身份的变化（如主人解散他们，又如整个政治环境变化使得某些原来属私有领域的工作上升为公共领域中的工作）自然会弓起奴隶〃本质〃的变化。河
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尽管后来并非如此）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工具，而只是试图把劳动逐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尝试。人类生活方式中与动物生活方式共有的部分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的生活方式（顺便说一下，这也是希腊有关奴隶生活方式是非人类的理论受到误解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他一直都是奴隶制的忠诚拥护者，却在临终前释放了所有家奴也许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言行不一〃。他否认的不是奴隶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认为只要是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入〃这一字眼中用的〃动物〃，与animal
rationale中所用的〃动物〃虽为同一个词，但前者的用法世人皆认可，而后者的用法似乎还有待商榷、
animallaboran（动物化劳动者）其实是动物的一种，至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
因此，古典时期人们忽略劳动与工作的区别也就不足以令人感到惊讶了。长期以来，私人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之间的差别、家庭成员之一的家奴与一家之长之间的差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只剩下一个划分标准…一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投放在私人领域还是投放在公共领域？以及其目的是为私还是为公？随着政治理论的兴起，哲学家甚至抹杀了这些至少能区分某些活动的差异，因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对所有类似的活动进行仔细分类。在他们那里，政治活动甚至被提升到了必需品的程度，因而成了vita
activa中所有连接方式的标准。此外，我们也无法求助于基督教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接受哲学家的区分并加以精炼，大多数人的宗教、少数人的哲学，赋予了这种区别以普遍的有效性，并对所有人产生约束。
不过，摩登时代倒转了所有的传统（行动与沉思的传统排列与vita
activa中的传统等级一样），它赞扬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并将animal
laborans提升到了与animal rational 相提并论的地位本来就不应该只产生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动物性劳动者和技艺者，即〃身体的劳动〃与〃双手的工作〃被作了明确的划分），这一点乍看之下令人感到吃惊。相反，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则是〃有生产力的劳动〃与〃无生产力的劳动〃之间的差别；其次是〃有技术的工作〃与〃没技术的工作〃之间的差别；最后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种差别看来似乎更重要，更具有意义。不过，在三者中，只有第一种差别才真正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因而该领域中两位最伟大的理论家一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各自将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它之上，这并不是偶然的。摩登时代将劳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于〃劳动的生产力〃，马克思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劳动（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或劳动（而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