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ta Activa的一些活动中，最早起来取代以往由沉思占据的位子的活动是制造和制作…一这是技艺者的特征。这一点很自然，因为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因而就人至今是一个工具制造者来说，它导致了现代的演变。自那时起，所有的科学进步一直最密切地与制造新工具和新器具中更精致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例如，虽然伽里略物体坠落的试验本来可以在历史的任何时期中进行（如果人们倾向于通过试验来寻求真理的话），但麦克尔森在19世纪末进行的干涉仪试验不仅需要依赖其〃实验天才〃，而且〃需要技术的伟大进步〃，因而〃不可能在19世纪之前做成〃。
不仅仅是工具以及人必须从技艺者获得帮助以获取知识，才导致了这些活动得以提升其原先在人类能力等级中较谦卑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试验本身的制造和制作这一因素，产生了自己的观察现象，因此从一开始就取决于人的生产能力。为了知识这一目标而进行试验，是这一论断入只能知道他自己做7什么的结果，因为这一论断意味着人可以学习一些不是通过想像和模仿一些过程（事情因这些过程而形成）而做的事情。科学史中经常谈论的重点从一些陈旧的〃什么〃或〃为何〃之类的问题转向了〃如何〃形成这一新问题。这一转变是以上论断的直接后果，其答案只能在试验中找到。试验重复着自然过程，好像人自己打算制造自然物体一样。虽然摩登时代初期没有哪一位负责的科学家会梦想一个人实际上能〃制造〃自然的程度，但他一开始就从已经制造了它的人这一观点接近了这一点。这不是出于技术能力的实际理由，而完全是出于〃理论〃理由，否则就不能获得知识的确定性：〃给我物质，我可以用它来建造世界，即给我物质，我会向你表明世界是如何从中演变出来的〃。前康德的这些话简洁地表明了制造和了解的现代混合，似乎数世纪制造运动中的了解作为一种为现代人准备制造他想知道的东西的训练是需要的。
生产力和创造力成了摩登时代初期的最高理想，甚至成了偶像，它们是技艺者固有的标准，是作为制造者和制作者的人固有的标准。不过，在对这些本能的现代看法中，还有另一种甚至更有意义的重要因素：从〃为什么〃和〃什么〃转向〃如何〃意味着知识的实际客体不可能再是东西或永恒的运动，而必须是过程。因此，科学的客体不再是自然或宇宙，而是历史，是自然、生命或宇宙得以形成的故事。在摩登时代很久以前，史无前例的历史意识已经确立，历史概念在现代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自然科学发展成了历史学科，直到19世纪，这些历史学科增添了一些更古老的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新的地质自然科学、地球史、生物学或生命史、人类学或人类生命史，总而言之，即自然史。在所有这些状况中，发展这一历史科学的关键概念也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由于自然只能在人类的独创性技艺者的单纯性可以在试验中得以重复和重新制造的过程中才能被了解，因而它成了一种过程。所有具体的自然东西的重要性和意义完全来自这些东西在整个过程中的功能。在存在这一概念中，我们现在发现了过程这一概念。存在的本质是显现，因而开放自己；而保持无形、成为一些其存在只能从某些现象加以推断的东西，则是过程的本质。这一过程最初是制作的过程，它〃消失在产品中〃，它建立在技艺者（他知道生产过程必然先于每个物体的实际存在）经历的基础上。
虽然对这一制造过程的坚持，或坚持认为每件事都是制作过程的结果是技艺者的重要特征，是他存在的方面，但是，摩登时代强调它而不惜牺牲对产品本身的所有兴趣，这是很新颖的。它实际上提升了作为工具制造者和制作者的人的智力，相反，对人而言，生产过程只是一种相对于目的的手段。这里，从技艺者的观点来看，似乎手段、生产过程或发展比目的和完成的产品更重要。这一重点的转移，其理由很明显：科学家只是为了知道，不是为了生产东西而制造，产品只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和副效应而已。甚至在今天，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同意，他们正在制造的东西的技术上的适用性，只是其努力的副产品而已。
手段和目的这一倒转的意义仍然是潜在的，只要一种机械的世界观（一种技艺者同样优秀的世界观）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观点在自然和上帝的关系与手表与制表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人所共知的相似性中建立了它最可行的理论。我们这里的问题在于，与其说18世纪有关上帝的想法显然是在技艺者的形象中形成的，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过程特征仍然是受到限制的。虽然所有具体的自然东西在过程（这些东西从过程中得以形成）中早已被包括，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不是一个过程，而或多或少是神的制造者的稳定的最终产品。手表和制表者的形象如此恰如其分，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既包含了手表运动形象中本质的过程特点这一概念，也包含了手表本身及其制造者形象中的仍然静止的物体特征。
在这一点上，记住以下这点是重要的对人接受真理的能力的现代具体怀疑，对赠予的不信任，对制造和反思（它是由这一希望引起的在人类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认知和生产恰好相合的领域）的新的信心，所有这些并不直接来自宇宙中地球之外阿基米德支点的发现。恰恰相反，就发现者（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与地球相联的生物）本身来说，它们是这一发现的必然结果。现代思想与哲学反思之间的密切关系自然意味着技艺者的胜利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运用的一些新方法，即科学研究的试验和数量化。笛卡尔怀疑产生的似乎最可能的结果之一，是放弃理解自然这一打算，而只是去了解非人制造的东西，并完全转向那些其存在归功于人的东西。事实上，这一观点使得维柯将其注意力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历史。他认为历史是唯一人们能取得某些知识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这里仅仅涉及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圆历史和历史意识的现代发现既不将其最大的冲力之一归于一种为了人的伟大，为了人的行为和受难所作的新的努力；也不归于这一信仰人类生存的意义可以在人类故事中找到；而是归于人类理性的绝望（当与人造东西发生冲撞时，这种绝望达到了顶点）。
在历史的现代发现之前（但与历史的冲力紧密相关），是17世纪的这样一些企图：建立一些新的哲学，或确切地说，发明一些借助它〃建立一个人造动物……即被称之为共同体或国家〃的手段和工具。园在霍布斯那里，正如在笛卡尔那里一样，〃最初的原动力是怀疑〃。被选择用来建立〃人的艺术〃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他可以制造和统治他自己的世界，正如〃上帝通过自然的艺术来制造和统治世界〃一样）也是反思，〃了解自己〃，因为这一了解将向他表明一个人的思想和热情与另一个人的思想和热情的相似性。在这里，建立和评价这一最具人性的人的〃艺术作品〃园所借助的规则和标准并不在人之外，也不是人们在一个由感觉和思想察觉的尘世现实中共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封闭在人的内向性中。它只对反思开放，因而它们的有效性建立在这一假设上〃并非热情的对象〃，而是热情本身在每一个人中都是相同的。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手表的形象，这次它用于人体，然后用于热情的运动。共同体的建立卿人类产生的一个人造人）就是建立在一个〃就像一只表的弹簧和齿轮推动的自动过程（一种引擎）上〃。
换言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通过试验以及试图在人工条件下模仿一个〃制造〃过程（自然的东西因它而得以存在）而进入自然科学的过程，也有助于、甚至极有利于人类事务中做的原则。在这里，内在生命的过程（通过反思在热情中得以发现）可以为创造〃人造人〃（即〃大的利维坦〃）的〃自动生命〃提供标准和规则。反思（唯一可能提供某些知识的方法）产生的结果存在于运动的本质之中：只有感觉的客体仍然是原来的客体，并容忍和先于感觉的行动，以及从感觉的行动中生存下来；只有热情的客体是长久的、并被固定在这一程度上它们不被一些热情愿望的达成所吞没；只有思想的客体而非思考本身才超越了运动和易死性。因此，过程而非思想（事情未来将如何的模式和形态）成了摩登时代技艺者制造和制作活动的指南。
霍布斯的这一试图把制造和计算两个新概念引入政治哲学，或确切地说，他将新发现的制造倾向用于人类事物极具重要性。现代理性主义正如当前所知道的，它以股票交易中的理性与感情的对抗作假设，从未找到一个更明确和更不具妥协性的代表。但是，恰恰是在人类事务领域，人们第一次发现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因为就新哲学的实质来说，它不需理解，甚至相信现实。这一想法只有我打算制造的东西才会是真实的（在制作领域内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被事件的实际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更频繁地发生了）永远击溃了。以制造形式出现的行动，以〃计算结果〃形式出现的思考，意味着不考虑本曾料想到的事件本身，因为期望一种〃极不可能的事〃是没道理和非理性的。不过，由于事件构成了人类事务（在那里，〃经常发生一些不可能的事〃）中的现实构造，因此，不对它进行计算是非常不现实的。摩登时代的政治哲学（其最伟大的代表仍是霍布斯）在这一困惑现代理性主义是不真实的，现代现实主义是在非理性（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说现实与人的理性已分道扬镳）上栽了个跟斗。黑格尔的使精神与现实一致（一种最深刻地关注所有现代历史理论的一致）的巨大事业建立在这一洞见之上一现代理性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这一事实现代世界的异化，其强度足以延伸到甚至最现世的人类活动，延伸到工作和具体化（即制造东西和建立世界）与其说将现代的态度和评价与沉思和行动，以及思和做的倒转所表明的东西作了区分，不如说与那些传统的态度和评价作了区分。与沉思的决裂不是随着把作为制造者的人提升到原来由沉思者的人占据的位置而得以完成的，而是随着将过程概念引入制造完成的。与此相比，vita
activa的等级秩序中令人瞩目的新的安排（在那里，制作开始占据以前由政治行动占据的等级），其意义就不大。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这一等级事实上（尽管不明显）早已从政治哲学一开始就被哲学家对政治、尤其是对行动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所否决了。
这件事有些混乱，因为希腊的政治哲学仍然追随着由城邦卿使在那时它反对城邦）奠定的秩序，但在他们一些严格的哲学著述（当然，如果一个人想知道他们内在的思想的话，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它）中，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倾向于颠倒工作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工作。这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探讨各种不同的认识时，将实际的洞察力和政治学置于其等级的底端，在它们之上是制作的科学（它立即居先并导致了真理的沉思）。哲学中的这一Predilectien的原因决不意味着我们前面提到的政治上激发的对一种行动的怀疑，而是意味着哲学上一种更吸引人的理由，即沉思与制作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合性，不像沉思和行动一样针尖对麦芒。这一关键的相同点（至少在希腊哲学中）是沉思（关注某些事情）被认为也是制作的一个固有因素，因为工匠的工作受〃思想〃的指引，在制作过程之前他关注的模型开始（以及在结束后）首先告诉他制造什么，然后使他去判断完成的作品。
从历史上说，这一沉思的来源（我们首先发现苏格拉底学派对此作了描述）至少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与著名的柏拉图争论有一种明显而持久的联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山an－mzein，即对生命奇迹的令人颤栗的惊叹是所有哲学的开端。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可能的柏拉图的争论是一种经验的直接结果，也许是一种最引人注目的结果；苏格拉底对他的信徒说，他的见解再次突然被他的思想所战胜，并被扔进了一种好多小时沉寂不动的吸收状态中去。颤栗的惊叹者根本说不出话来，即它的实际内容应当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一点看来也是可能的。这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th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