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劳动力的解放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并未停留在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上，占用并未因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而终止。因此，资本积累并未导致摩登时代之前富有帝国的那种我们熟知的停滞，而是扩散到了全社会，导致了财富日益稳固的增长性流动。但这一过程（它确实是如马克思所称的〃社会的生活过程〃，其财富的生产能力可以与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足以产生其数目无以复加的人类的繁殖力相提并论）依然与其从中产生的世界的异化原则相关。只有不让世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干预，只有所有尘世的东西、生产过程的所有最终产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返回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才能得以继续。换言之，财富积累的过程只有牺牲世界和人的世俗气才是可能的，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受生活过程的刺激，并反过来刺激人类的生活。
这一异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意在为稳定增加〃劳苦大众〃的数量而准备的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这些劳苦大众被剥夺了家庭和财产的双重保护，即家庭私下占有的保护，直到摩登时代，这一保护才开始了居家的个人生活过程，劳动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当社会成为新生活过程的主题（正像家庭在以前是主题一样）时，第二阶段便开始了。社会阶级中的成员身份取代了家庭成员身份以前所提供的保护，社会的团结极为有效地取代了早先统治家庭单位的自然的团结。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生活过程的一个〃集合的主题〃，决不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实体上，即一种古典经济学家所需的〃共产主义神话〃。正像家庭单位被等同于一种私人占有一份世界的财产一样，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尽管是集体占有的）具有实质性的财产、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直到20世纪衰弱之前为所有阶级提供了一种对私人之家的替代，而穷人阶层的私人之家则受到了剥夺。
民族主义的有机理论（尤其是它的中欧版）都建立在对民族、其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的鉴定上。由于社会成了家庭的替代，〃血缘与乡土〃应该统治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方乡土中人口及其来源的同质性成了无论哪里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必需。不过，虽然这一发展无疑减轻了残忍和悲惨，但它很难影响剥夺和世界异化的过程，因为严格说来，集体所有制是与之相矛盾的。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弱，地球在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变小，以至繁荣和衰退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人类（在我们这一时代之前还是一个抽象的字限或只是人道主义者的指导原则）转变成了一个真正存在的实体，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成员所需相会的时间少于一代人之前一个国家内成员相会所需的时间所有这些标志着这一发展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正如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身份和国家领土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开始取代由民族维系的社会，地球开始取代有限的国家领土。但是，不管本来会产生什么，由剥夺开始，并以财富的日益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的过程只能采取更激进的形式，如果允许它按自身既定的规律运行的话。因为当人们还是其国家的公民时，就成不了世界的公民。只要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其私人财产权，社会群体就不能集体占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带来了公私领域自发的衰弱。但是，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的黯然失色（对孤独的大众的形成是何等残酷，在形成现代意识形态大众运动的无世界思想中又是何等危险）是与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实质性丧失同时开始的。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36．阿基米德支点的发现
〃婴儿降生在马槽里，如此大事之发生竟然引起一点轰动，是令人大可怀疑的。〃这是怀特海德在介绍伽里略和〃摩登世界〃阶段望远镜的发现时所说的话。这些话毫无夸张之处。就像在马槽里降生一样，它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些东西的诞生，这些东西如此出人意料和如此不可预测之新颖，以致希望和担忧都不能预见它，它通过一种器具对宇宙最初的尝试性一瞥（立即调整了人类的感觉，并注定要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其身后的永存的东西），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决定了其他事件的进程，这些事件以其令人极为激动的态势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除了少数政治上微不足道的学者如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之外，望远镜并未产生什么激动兴奋。而是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伽里略所作的物体坠落规律的戏剧性演示上，这一演示被认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尽管这些规律自身可能令人怀疑，如果没有牛顿后来将这些规律转化为万有引律它仍然是现代天文物理学的最辉煌的例子之…它们并不能使新科学走上天文物理学的道路。将新世界观点不仅与古代和中世纪区分开来，而且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对经验的极度渴望区分开来的最具戏剧性的东西，是假设同一种外力应当在陆栖动物的坠落和空中物质的运动中表现出来。
此外，伽里略发明的创新性被它与前例和原有事物的密切联系所掩盖了。不仅仅是库塞的尼古拉斯和乔达诺·布鲁诺的哲学猜测，而且还有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受过数学训练的想像力对有史以来一直认为的地球中心说提出了挑战。是哲学家而非伽里略首先放弃了天地两分法，并将地球（正如他们思考的）推入了〃壮丽的星球行列〃，且在永恒的、茫茫无际的宇宙中为她找到了一个家。看来天文学家无需望远镜就可以宣告，与所有的感觉经历相反，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如果历史学家以所有的智慧和事后的偏见来回顾这些开端，他会被诱导说，无需经验证实就可以摧毁托勒密体系。相反，所需要的是怀疑的勇气去遵循自然简单单纯的中古原则即使它导致否认所有的感官经历以及哥白尼想像的大胆，这一想像使他得以从地球升起并俯视地球，好像他实际上就是太阳的一个居民似的。当历史学家想到〃V6ritablereteurdArchimbde〃（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就很有效）领先于伽里略的发现时，他就感到他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当然，列奥纳多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他，以及伽里略被称之他的信徒还是具有启发性的。
不过，哲学家的猜测和天文学家的想像从来就未构成一个事件。在伽里略发明望远镜之前，乔达诺·布鲁诺的哲学甚至在学者中都不引起注意。无需事实证明，他们对哥白尼革命推崇备至，不仅仅是神学家，而且还有所有〃聪明人……本来就断言这一革命具有一种任意想像的……吸引力。〃在思想领域，只有创新和深度这两者带有个人特征，不存在绝对的和客观的创新。思想往往复复，它们具有一种永久性，甚至有种不朽性，这取决于它们一种固有的解释力，这一解释力不受时间和历史的约束而永存。此外，正如不同于事件的思想从来就不是无前例可循的，有关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经验上未加证实的猜测就像当代有关原子的理论一样亦无前例可循，如果它们没有实验基础，没有真实世界中的结果的话。伽里略所做的和他的前人未做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类以〃确凿无疑的感官〃认知接触到宇宙的秘密来使用望远镜的，即他将其看来永远不能及的、充其量展现了猜测和想像的不确定性的东西置于了世间生物及其感觉的掌握之中。
天主教教会（只要天文学家把伽里略之前的地动日不动的理论作为数学研究的通常假设，教会就对这一理论不持异议）对这一有关哥白尼体系和伽里略发现之间的差异了如指掌，但是，正如贝拉明红衣主教对伽里略指出的：〃证明假设……挽救了现象与展示地球运动的现状不可同日而语〃。月亮的突然变化立即表明这一说法是何等的贴切，它在证实了伽里略的发现之后吸引了学术界，从那时起，乔达诺·布鲁诺想像茫茫宇宙的热情，开普勒对太阳（〃宇宙中最令人激动的物体，它的整个要求就是光〃，因此，在他看来，太阳是〃上帝和天使〃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沉思时的虔敬狂喜之情，库塞的尼古拉斯最终在星空的家中遥望地球时的一种肃静的满足感所有这些就其不存在而言都是引人注目的。通过对其前辈的〃证实〃，伽里略确立了一种可加演示的事实，这一事实在他之前招致了许多猜测。对这一现实的直接的哲学反应并不令人惊喜，令人惊喜的却是苗卡尔的怀疑，现代哲学尼采曾经称之为〃怀疑之源〃因这一怀疑而得以建立。这二怀疑以这样一个定论而告结束〃只有在完全绝望的基础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
许多世纪以来，这一事件的结果与耶稣诞生的结果毫无二致，它一直充满着矛盾和众说纷纭，甚至在今天，事件本身与其差不多最直接的结果之间的冲突还远未解决。自然科学的兴起以人们可见的迅速增长的人类知识和力量而声誉日隆。还在摩登时代前不久，欧洲人比3世纪前的阿基米德所知甚少，而本世纪第一个50年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总和还要重要得多的发现。但是，同一现象也受到了相同状况的责备人们自力所及的是人类日益增长的绝望，尤其是现代的虚无主义，它已经扩散到了人群中的大部分人，他们最显著的方面也许是再也用不着科学家，这些科学家的根基扎实的乐观主义在19世纪仍然能抵挡思想家和诗人同样有道理的悲观主义。伽里略开创的现代天体物理世界的观点，以及它对真实现状的感觉的充分性的挑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们对其性质不了解的宇宙，就像我们不了解这些性质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衡量工具一样，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前者与后者的相似，就像电话号码与电话用户的相似一样。〃换言之，我们发现了工具，而非客观的性质，用海森堡的话来说，人只与自己，而非自然或宇宙交会。
就我们来看，问题在于，绝望和成功是同一事件固有的。如果我们希望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此事，那么伽里略的发现在可演示的事实中似乎证实所有这些…人类猜测的最令人担心之处和最自以为是的希望，我们的感觉（接受现实的器官）可能欺骗我们的传统担忧，以及阿基米德希望在地球之外有个支点来撬动地球会一起成真，好像只要我们失去了现实，担忧只要因取得超越现世的力量得到补偿而被化于无形，这一希望就会得以实现似的。今天，不管我们在物理学中做什么一是释放通常在太阳中进行的能量过程，是试图在试管中开创一个宇宙演变的过程，是借助望远镜洞悉其距离达20亿甚至60亿光年的宇宙空间，是建造机器以生产和控制不为地球居家所知的能源，是在原子加速器中达到接近光速的速度，是生产一些自然中找不到的元素，还是向地球扩散一些经使用宇宙辐射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我们总是从地球之外的宇宙观点来对付自然的。我们实际上并未站在阿基米德希望我们站立的地方（并仍然因人类的条件受制于地球）发现了一种在地球上以及在世俗的实质中进行行动的方法，好像我们是从外界、从阿基米德支点来处置它似的。我们甚至不惜冒危及自然生命过程的风险，将地球暴露给一些与自然的居所相异的宇宙的力量。
虽然没人预期到这些成就，虽然当今大多数理论与摩登时代最初几世纪里建立的理论大相径庭，但是这一发展本身是可能的，因为天地两分法一开始就被抛弃了，宇宙的统一得以实现，这样，自那时起，尘世之事的发生没有一件被认为仅仅是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件被认为面对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这意味着其他姑且不论这一〃皆准〃超越了人们的感觉经历所能及的范围（甚至是在最好的工具帮助下产生这一感觉），超越了人们记忆能及的范围以及地球上人类的出现，甚至超越了有机体生命和地球本身的形成。新天文物理学的所有规律都是从阿基米德支点那里形成的，这一支点距地球之远，对地球显示的力量之强，是阿基米德和伽里略不敢想像的。
如果科学家在今天指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皆准〃设想地球围绕太阳转，或太阳围绕地球转，设想这两种假定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其木同只在于选择的参照系不同，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退回到贝拉明红衣大主教或哥白尼的立场，在那里，天文家只是与假设打交道。恰恰相反，它表明我们将阿基米德支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