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拍全体合影时，就抢着抱那孩子，根本不让孩子的父母插手。另一次〃争抢〃是丹尼莎。就是那位来自捷克的小姑娘，年前才7岁，是迄今为止到南极来进行生存训练的最小的人。这一次争抢显然是林清占了上风，因为丹尼莎来的时候刚好赵萍不在，这下子林清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她把丹尼莎带回房间，使尽浑身解数，用自己舍不得送人的真丝围巾，并〃擅自动用〃她和〃赵萍妹妹〃一起带到南极来作为礼品的漂亮发卡，直把丹尼莎打扮得美若天仙。待到赵萍赶到，她已经完全俘虏了丹尼莎的〃芳心〃，并拍了好几张亲密无间的照片。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有点担心起来——下一个来访的孩子如果还那么可爱，也许将面临〃严重危险〃，因为打成平手的两个年轻母亲，可能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这是她们想念孩子的分分秒秒中惟一可以得到的慰藉。
战友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着……
在这个远离人群的地方，能有这么一段相聚的缘分，肯定是因为上辈子我们之间曾发生过什么。比如，我们曾是一簇簇青苔，在同一片岩石上悄无声息地依偎着；我们是候鸟中的一个群落，常常在同一棵歪脖子树上栖息；我们是汇入同一条溪流的水滴，在转过那道山梁时相撞并发出愉悦的欢叫……
〃战友〃不是随便叫的。
我们的相聚，自有来由。
（此文最后完成之际，文中的绝大多数战友仍在南极为国效命。他们将在那儿度过400天。那儿没有新闻；罕有水果和青菜；那儿将有六七十天的极夜；那儿的30天中，曾经有过27天片刻不停的狂风暴雪……当我坐在国贸中心豪华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灯光的海洋，不禁潸然泪下。祝愿他们平安归来！）
南极究竟有没有危险
这个问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
在人类社会，我们的危险，其实大多来自于人。人造成的生命危害，当然包括人操纵各种机器有意无意造成的生命危害，远在天灾之上。而在南极，来自〃人〃的危害是不存在的，人见了人都亲热，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一只狗在都市熙攘喧嚣的大道上见了另一只狗似的。
人在南极，其危险完全来自于自然环境，可以说，那的确是危机四伏的。
冰盖：南极大陆95％的面积是被冰盖覆盖着的，冰盖厚达数百米甚至四五千米。冰盖中处处都有巨大的冰裂缝，深的有上千米，而表面是一层新雪，谁也看不出那美丽晶莹的雪地下面藏着死亡。曾经不止一辆履带车掉下去，掉下去的车当然永远也上不来。每年也不止一个人掉下去。掉下去的人，如果事前没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只能成为几千几万年后科学家使用的人体标本。据介绍，南极每年都有考察者死于冰盖。
雪雾：南极天气变幻莫测。就是在夏季，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可能就雪大风急。
风雪交加，会形成〃乳白天气〃。科学家说，那时四野皆白，但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把人放在牛奶瓶中。如果那一刻你正好在野外，你只能就地挖个雪洞蹲在里面等待救援，否则你可能在慌乱中踩空摔伤摔死。据介绍，因雪雾而伤亡的人，在南极考察中时有发生。某国一位考察队员曾因雪雾而迷失方向，最后摔伤冻死。当队友找到他时，发现他离考察站大本营其实只有几十米！不少科学家曾有蹲在雪洞六七天、靠吃雪维持生命的经历。
医疗：南极只有简单的药物和医疗设施，医生一般一站一位，基本是全科医生。稍大一些的病都治不了，而要送出南极医治。最可怕的是一般没有飞机进出南极——在乔治王岛上，曾因天气的缘故有连续四个月无法进出飞机。
上述危险，在南极的两季都有。而冬季由于有漫长的极夜期，这样的危险还会被放大许多倍。
但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是在南极最好的季节去的，极昼，能见度最好，气温最高。而且，作为国家派出的第17次考察队，危险已被过去16年间许多科学家和考察队员努力降低到最小了。我们国家在那儿建立了很好的站点，有相当健全的生活设施。作为后来者，我们如果不是擅自行动，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同时，长城站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我们独自出野外，出野外时都要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或考察队的老队员带队。要不是我们后来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私自踏上冰盖，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所以，我不赞成南极极其危险的说法，南极的确不是人类的禁区。但我更不赞成南极没有危险的说法。说南极没有危险的人，大多是少出野外或天气一坏就不出门的人，或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人。
有一天，我们去韩国站访问后，由韩国考察站的副站长Ben…KuanKOO（库本观）先生带着另一位队员驾汽艇送回。到长城站时，天气已有点儿变，我们挽留他们住下，他们也下了船，但不知怎么一转念，又决定走了。看着他们消失在海上，风浪渐大，我们都隐隐地担心起来。二十多分钟后，韩国站站长Soon…KeunCHANG（蒋舜权）先生突然通过高频电话呼叫长城站，问KOO怎么还没回去。那时海上已是狂风大作，我们一听，都紧张起来，大家全聚在餐厅里，心揪着。不到3分钟，头顶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乌拉圭的直升机飞行员又通过电话问KOO走的时间和方向。看来是韩国站长向乌拉圭站求援了。赵萍通过高频电话告诉他们，说KOO已走了半小时了，是要直接返回韩国站的。话音未落，直升机已呼啸而去，顺着海面低空搜索。我们就那么呆立着，心里直后悔没有强留他们住下。一位教授说，要是出了意外，我们一生都会不安。10分钟后，电话铃声又骤然响起，大家紧张万分，紧盯着赵萍。放下电话，赵萍长吁了一口气，说KOO刚上路不久，汽艇就被狂风刮得像浪尖上的一片树叶，无法驾驭，他们只好放弃返站计划，靠海岸线的帮助，赶到最近的智利站避难去了。
不久后的一天，三位外国考察队员全副武装后登上了乔治王岛的科林斯冰盖。半小时后不幸落入冰缝，幸好他们有极好的安全保障，直升机也瞬间到达，但尽管如此，其中两人仍然骨折并严重冻伤。
1月27日，长城站举办春节招待会，气氛热烈。但俄罗斯考察站的站长奥列格却躲在角落里，神情黯然。王站长担心招待不周，让俄语专业出身的邵滨鸿上前询问，才知道，在这一天的上午，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突然心脏病发作，奥列格带着队医火速赶到，但仍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美丽的生命枯竭了。后来直升机载着专家赶到，但早已回天无力了。
我们队伍中也出了危险。一位教授几度心脏病发作，其中临回国前的一次特别严重。2月6日晚，他自己都觉得〃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全站上下十分紧张，站长、医生和我都忧心如焚。林清医生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就差打地铺守候了。我则一夜无眠，每一个多小时起来探视一次，听他的呼吸是否正常，并日夜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以防不测。
2月5日，我们在多次申请上冰盖未被批准后，决定〃擅自行动〃，背着考察站领导私自上了冰盖。由于没有站上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只在避难所的角落里找到一条六七米长的细绳子。争执半天，大家决定由比较沉稳的何教授打头探路，相对年轻力壮的我在第二位以防不测，那条绳子的两端把我们俩的腰部绑住后，中间仅剩三四米了。这与每人间隔10米、绳子长度不少于50米，绳子的拉力要符合国际登山运动的标准，一般要求〃五人一串〃的规定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二百多米后，就在各自的脚边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它们发出一种幽蓝的诱人光芒。我们立即撤退。撤退到接近边缘时，我开始跑起来，不料一脚踩空，人摔了出去。大家战战兢兢地靠近一看，心全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踩出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冰洞。
从冰盖上下来后，周教授说：阿正，刚才要是你落下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趴在洞口附近，用笔记下你的最后几句话，并承诺把它带给你的家人。
当天深夜，我从梦中醒来，脊背满是冷汗。
我突然悟到，最可怕的肯定不是死亡，而是——死亡前的那一份绝望。
后遗症
去南极前就听说，从那儿回来后，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主要是动作迟缓，不拿钱当钱，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配偶等等。由于我是此行的策划者，所以在这方面我听得特别多，也考虑得特别多。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思想上准备得太充分了——这也是策划人的一个通病，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想，想尽了还觉得不够，直到把头发想白了也不罢休。
但从南极回来还是有了后遗症。当自己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但一旦置身事外，又觉得可笑。
第一个后遗症是关于拥抱。
谁都知道拥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兴这个礼。好多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很想拥抱自己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感激和爱，可见了面，却总是淡淡一笑。我们从小就缺乏自然大方地去表达感情的训练，这真是人生的缺憾。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弥补这样的缺憾，他们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满足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曾充分释放的情感表达。可是，传统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当孩子渐渐长成，这样的表达又不知不觉地少了。孩子在众人面前会快快地挣脱你的怀抱，因为在中国传统中，表达情感几乎就意味着脆弱，意味着不够成熟不够自立——这是多么的荒唐呀！一位女作家说：〃我一有机会就对儿子说'我爱你'，儿子小时候答得流畅而自然，我听了就像吃了蜜一般。现在儿子是个小小少年了，比我高了，人多的时候，他只轻轻地点头，那意思是'我知道了'，人稍少一点，他才会悄声说'我也爱你'。我不知道再过三年五年，或者到他娶了媳妇，这样的话我是否还能偶尔听到。〃我估计，没有三代五代，中国人很难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
话说到了南极，整个乔治王岛八个考察站，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东方文化浸淫的国度，而韩国由于美国大兵呆的时间长，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看多了西方的礼节。所以，整个岛流行的是欧美礼节，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拥抱和亲吻〃腮帮子〃了。中国队员比较拘谨，女队员从不主动上前吻别人，男队员被〃外国女同志〃吻了，还会有点儿羞涩，然后在一旁偷着乐。但两个月下来，我们耳濡目染，都接受了这样的礼节，加上南极条件特殊，人见了人都十分兴奋，人人都被改造得有点儿西方化了。
回国不几天，几位好朋友要为我接风。原本说好了我可以晚到一些，可是由于我见老朋友的心太切，所以到达时，只有〃梁哥〃在，我与他握手并拥抱他，突然发现他的回应不尽敏捷。我忽然想到，这不是南极那个国际社会了，这儿不兴拥抱。待到那几位很久不见的美丽的女记者陆续到达时，我已没有勇气行拥吻之礼了——多年来惟一的一次拥吻她们的机会，就这样〃痛失〃了！2001年3月底，两位战友从南极返回北京，我们见面时，十分热烈地握手，不一会儿，可爱的小博士周小妹幽幽地叹到：咳，现在也不拥抱了！说得我们这几个大男人惭愧不已——只是已无法挽回了。
第二个后遗症，是对青菜水果的无法控制的〃贪婪〃。在长城站，最苦就是没有青菜水果。这让我们十分难以适应。尽管大家都带了各种维生素片，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患了口角溃疡。有一天站上给每人分了两个小小的猕猴桃，著名哲学家周教授吃了一个，另一个就小心地带回屋子，要在另一天享用。不但绿色的食物罕见，就连绿色的视觉享受也没有。当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返回时，第一件大快朵颐的事，就是看到成片的绿树，我们在车上惊呼一片，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大饱眼福。当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林先生家放开肚子吃青菜时，那种满足真是无以言表。回到北京的第一顿饭，是与我的太太及两位挚友——磊哥、颖明一起吃的，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青菜，连垫在主菜下的生菜叶，也被我一片不落地一扫而光。这样的格局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我还不能容忍对绿色食品的浪费。3月底，我又多次给杨东平先生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