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这样说，决不是否定家琪这本书的价值。恰好相反，读他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少有的陶醉。在绝大多数人生体验和话语方式上，我与他有共同的倾向。我只是想在学理的层面与他作更深入一步的探讨，因为在我看来，家琪一般说来不太愿意对这一层面的问题抱过于严重的态度，这也许是两人性格上的不同使然。如读到这样的句子：“也许‘虚无’只是人想把握一种真理或普遍的价值标准永远也把握不到；但就人‘想把握’的‘想’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抵抗力量。只要‘想’在，只要还在‘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就既不荒诞，也不虚无。”我禁不住要叫好，但又觉得还应加上一层意思：这种“想把握”的“想”本身也许正好就是一种已经把握在手了的真理或价值标准，对这种“想”本身、即生命本身我们绝对无法“不置可否”。的确，“哀莫大于心不死”，一个人心死了也就无所谓“哀”了，还是只有那些心未死之人在替他“哀”。有心便有痛苦，“人有一千个灵魂；想维护统一的形象是造成一切个人和民族痛苦的总根源”，这时“问题只在于人是否承受得起自己在人格、形象、行为上的分裂”，但反过来说，做一个人（person；人格）就在于承担分裂和痛苦，否则你就不要做人，做一株植物，一块石头得了。所以“只要有自在，有必然，自为与自由就永在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人只有承受住这种痛苦才是人。而人一旦承受了这种痛苦，他就不再会甘于沉默，他的视野就会涌动起来，自行发明像“疼”这样的字眼，以及比“疼”的层次更高、而且一个比一个高的字眼，直到一整套“过度反思”的字眼。如家琪所说的：“真正有助于我‘入思’，启发着我的思绪和对哲学范畴的反思的，就是这样的情绪性体验，就是对这样那样的‘哲学’的惊讶，以及在巨大的社会背景下寻求着自我说服的解释与理解。这实际上又意味着必须从那种内在的情绪体验中走出，以便与自己拉开距离。”
（陈家琪：《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百姓耳目之实
？ 舒 芜
常看的报刊只有很少几种，遇到刘绪源先生的文章，我总是仔细读，往往得到深刻印象，受到很大启发。
例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还算熟悉。可是，绪源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构架和运笔，实在像极了钟嵘的《诗品》。那种简要，那老吏断案般的精当，那充满着内在感性分量的判断，对作品师承流别高下的辨析，乃至语气，竟都有一种内在的神似。鲁迅不写规模更大的文学史或论，而只取小说这一项作他的开山事业，此种眼光，便很有钟嵘气。”（《从钟嵘到川端康成》）这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鲁迅研究专家、中国小说史研究专家指出过。
又如，安徒生童话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不止是属于儿童的，但首先是属于儿童的，这是向来一般看法，我也是这样看。可是，绪源指出：“我一直认为，能让成人和儿童都喜欢的，才是理想的儿童文学。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老实说，安徒生也不是每篇都能做到（其实这位童话作家更照顾到成人那一头）。”（《书话二题·欢喜得没法说》）这样大胆的论断，似乎也不曾有。托尔斯泰曾经指出，安徒生因为寂寞，才诉诸儿童，其实儿童最没有同情心。托尔斯泰说的这位童话大师的悲哀，不知道是不是与刘绪源先生的意思相近。
刘绪源先生这些议论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呢？
绪源谈到川端康成时说：“我在多年的阅读中也极真切地体验到，川端康成等人笔下最优美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对于女性的描摹和探幽入微的体察，尤其是对于女性幽怨复杂的性心理的深邃感知和细腻表现。这实在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从钟嵘到川端康成》）这样赞美川端康成，并不希奇，别人也能说。我注意的是，他又说：“我不认为川端康成的文学传统是源于‘女性文化’。我觉得恰恰相反，虽然他们写得最成功的多为女性，但这正是男性心理的奇妙体现。日本文学中的‘好色’传统毕竟起源于一夫多妻制时代，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欣赏，而且自一开始就居于不平等的地位。紫式部这样的女史所写的也仍是女性饱受压抑之‘怨’，而不是女性的广受崇拜，更不是今日女权主义的姿态。更说明问题的是，真能欣赏川端文学之美的，终究男性远多于女性。我曾向好几位中日知识女性作过了解，她们竟都不喜欢川端康成。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现象。”（同上）这段话使我细想：他既然明知从女性主义立场看来，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美，无非是“一开始就居于不平等的地位”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欣赏”，还亲自问过好几位中日知识女性，知道她们竟都不喜欢川端康成，那么，为了避免大男子主义之嫌，是不是不要表示出，或者至少不充分表示出那样的赞美呢？如果是我，不能没有这个顾忌。可是，绪源不顾忌，坦然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多年的阅读中极真切地体验到的，他要忠于自己的体验。
绪源完全不是不理解不关心女性整体至今仍然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例如，香港演员成龙惹出的所谓“龙子事件”，成为新闻媒体上爆炒的一件“绯闻”。绪源评论说：“新千年到来的那夜，从香港电视上看到成龙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地飞跑而来，领受万千观众的欢呼，我忽然意识到，这类事情实在是损害不了他一根毫毛的。而那位刚刚产下龙子的吴绮丽，当时却正承受着报纸舆论几近刻薄的挑剔，历年的隐私又被从头至尾爆炒了一遍，媒体的鄙夷和羞辱布满字里行间。事情本来是双方的，但一旦面向媒体，一男一女中谁受的损失大，我想是自不待言了。”“一旦有桃色事件可以在报章上炒炒的，媒体的兴趣总是更集中于女的一方。旧时对于智识者的迫害是越鲜活，精神越锐敏微细越好；而现时对于绯闻中的女方，则分明是越贱越好，过去的隐私越多、越见不得人，便越炒得起劲。对这种近于心灵虐待的倾向，想来是不妨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分析一番的。”（《兴奋点在哪里》）这里面是那么充满了明智的理解和高尚的同情，可以推断他对于川端康成等人塑造得那么成功那么美的满腹幽怨复杂的性心理的女性，完全会有同样明智的理解和高尚的同情，可是他仍然不能不肯定那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忠于自己的体验。
这个“忠于自己的体验”，就是他给人深刻印象和启发的东西。
不，还不仅是“忠于”，而且应该说是“敢于”、“勇于”。把自己真实的见闻感受，坦然说出来，实在不是容易事，没有胆量勇气还真不行。
我们曾经生活在“舆论一律”的时代。当时大家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一律的舆论“对表”，那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害怕政治强制与迫害，而是有一种哲学、一种思维方法在指导，形成一种集体思维习惯。正如徐友渔先生痛切陈诉的：“‘文革’不仅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在‘文革’前，研究政治理论和哲学的人无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哲学。这种哲学使人顽固地坚持一种教义而排斥生活中的经验事实。”又说：“在‘文革’中，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乎全是丑恶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运动本身是正义的、伟大的。经过‘文革’，我不再这样自欺了。如果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丑恶现象，我就坚信这个事物决不可能是美的。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徐友渔：《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这简单一句话，是多少年来大家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之后，用无数血的代价换来的真理。
我们是怎样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呢？
我是“错划右派”，当年划我“右派”的时候，要我心服口服。本来我心不服。明明是响应号召，帮助整风，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你的发言本质上是进攻，不能单看表面现象。明明我批评的只是具体领导人，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他本质上是党的代表，不能单看表面现象。这个“本质上”成了孙行者头上的箍子，随你怎样也挣不脱。聂绀弩在一次会上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哪篇文章不发表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这真是黑色幽默！也的确说明了，这个“本质上”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那个“辞”。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有努力承认划得对，承认我“客观上”（这三个字只是心里暗说的）是向党进攻了，决心努力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怎样改造呢？首先要认识大好形势，由此认识领导的英明伟大，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紧接着，作为反右运动伟大成果的“大跃进”惨败了，三年灾荒饥饿之中，我更加警惕地提醒自己：“务必要看本质，看主流，千万不能再犯错误。”可是总觉得困惑：为什么本质和主流就这样难于看到呢？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与本质相反的现象、与主流异派的支流呢？当然，还是我的立场没有改过来的缘故。立场又如何改呢？仍然要去正确认识大好形势。就这样多年陷于循环论证之中。
到了“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暴行，却叫做“革命行动”，因为本质上是革命。明明是恐怖，加上“红色”两个字，于是红色恐怖就与白色恐怖本质上不同。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明明是全国武斗，全面内战，却叫做“形势大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总而言之，全凭有话语霸权的人爱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那就是本质。你的直接经验里面，为什么仍然是暴行是恐怖是混乱是形势危急呢？那是你看世界的观点方法有问题，迷惑于表面现象，看不见本质。这还是客气说法。不客气地说，就是你的政治立场问题，甚至是政治身份问题。
这一切，调教人的就是一条：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只有全民接受了这种调教，才给“文化大革命”铺就畅通无阻的道路。
经过这样血腥的教训，现在我们更能回味两百年前戴震就已经发出的对于“以理杀人”的惨痛愤怒的控诉。他说：“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习。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同上）他指的是以宋儒之理杀人的时代，和我们时代不同。但是，同样是“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不过我们叫做“掌握客观真理”；同样是“以心之意见当之”，不过我们叫做“灵活具体运用”；同样是“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不过我们叫做“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便是完全同样的“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关键的问题是：真理的基础在哪里？是在千百万小民的直接经验上面，还是在什么“天”上，“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呢？
这是个哲学意味的问题。既要讲哲学，大概免不了讲到本质与现象。现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