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烟。休息室里除了我俩之外，还有一个老头，他肚子上搭条毛巾被，已经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
午后的阳光透过上方的玻璃窗照进来，明晃晃暖洋洋，室内很安静，只有那老头轻微的鼾声和一只飞舞的苍蝇发出的嗡嗡声。这会儿，姜占国的酒劲已经过去了，脸色微红，看上去神清气爽，他仰面朝天躺着，嘴撮成喇叭形，向上吐着烟圈，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我问他：“姜占国，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他看了我一眼，欠起身喝了口茶，说，“我也没什么打算，就是以后还想要个孩子。”
“你不是有个女儿了吗？”
“我还想要个男孩。”
我想起了他那又矮又胖又不懂事的老婆，他养着她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现在不要，还等以后？”
“我现在喝酒太凶，这样生出的孩子不健康。我想等什么时候戒一阵子酒再要孩子。”
噢，没想到他还这么细心呢。
本来我还想跟他谈下去，可他却伸了个懒腰，闭上了眼睛，片刻工夫就睡着了。
时间一长，我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搞熟了。这里的同事关系极易相处，大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可言，都是混嘛，谁也碍不着谁，说是同事，哪有什么事可同，还不如叫伙伴更确切。甚至除了孔科长有一张固定的办公桌之外，别人连固定的办公桌都没有，上班就是聚在一起玩玩、聊聊天嘛，要固定的办公桌干什么？你爱坐哪儿坐哪儿，坐别的办公室也没人管你。
张辉知道了我父亲也是军人、我也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之后，有点把我引为同道的意思，跟我谈话动不动就是“咱们干部子弟”如何如何，还曾跟我说过：“咱们干部子弟到哪儿都跟别人不一样。”我问他：“怎么不一样呢？”他想了想说：“气质，气质不一样。”我本来还想问他：“气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想想这么问不太友好，另外对于他那可怜的脑瓜也过于深奥了，就没有再问下去。我想他下巴上的脓疮之所以老是不好，大概是因为他脑瓜里装的全是脓吧。
相比较而言，跟何冰谈话多少还有点内容。她大概是觉得我挺有文化，很喜欢跟我谈话，尤其喜欢跟我谈点抽象的，比如，人活着是为什么，人为什么要结婚，你相信感情吗，等等。这种谈话一多，我对她就有些理解了，显然她的生活有点空虚，她的身体也有所渴望。对此我还是同情的，不仅长篇大论地跟她谈道理，试图开导她，同时，渐渐地我也开始考虑是否要实实在在地帮她一把了。我这么说并非是我自作多情。她的确是对我颇有好感，不仅仅是喜欢跟我谈话，还单独约过我到她家去吃饭（她一个人住）。另外，像别人给她介绍对象这种事（最后都没成），她也要请我给她参谋参谋，好像我是她什么密友一样。有天上班，她脸色不太好，人也显得委靡不振的，我随口问了她一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过了一会儿，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她悄悄对我说，她痛经，还让我打饭的时候帮她打一下。一个女人，想必是不会对一个男人随随便便说痛经这种事吧。
当然，帮她一把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她的模样并不难看，她那歪鼻梁和红鼻头在看惯了之后，甚至还给她那张圆脸增添了某种魅力呢。问题在于，如果我帮了她的话，她粘上我怎么办，想要跟我谈情说爱怎么办？你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她的理解力上，那样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又是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无事可干，就像俗话说的“饱暖思淫欲”嘛。因而想要帮她一把的念头对我也还是有点诱惑力的，结果，好比“活着还是去死”困扰着哈姆雷特一样，帮她还是不帮她，也始终困扰着我（这种困扰一直伴随到我离开公司），使我在和她的交往中，态度也总是飘乎不定，忽远忽近。近了吧，有点害怕，远了吧，有点不甘心。像她单独约我去她家吃饭那次，我就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刚吃完，天一擦黑，我就不顾她的挽留，找个借口溜了。
或许是我的态度也让她焦虑吧，她也想帮我一把，帮我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她曾这样跟我说起，现在她对婚姻已经看得很淡了，那不就是一张纸吗，算什么呢？其实只要两人彼此有感觉，怎么样都是无所谓的。她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怕她给我下套子，所以也就越是畏缩不前。一想到跟这么一个岁数比我大的歪鼻子老姑娘谈情说爱，就把我给吓坏了。假如她能这么跟我说：咱俩就只管睡觉，完了谁也不欠谁的，随时都可以一拍两散。那我就没问题了。但我怀疑一个女的，哪怕她的鼻子有点歪，是否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总之我是过分小心了。
她对我的不满是肯定的。以后那个姓孙的中年妇女私下里告诉我（自从我和姓孙的中年妇女有一次在给公司买东西时，共同贪污过一回后，我俩之间就有了一种同谋犯般的友谊），她听见何冰在老板的情人鲁科长面前说过我的坏话，说我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长途。我想起鲁科长确实跟我提起过，说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尽量不要用公司的电话打长途。当时我还纳闷鲁科长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我怀疑过孔科长，可看看又不像，那家伙除了画表格和去劳动局，别的什么也不问。现在事情终于清楚了。但尽管如此，我并不怪何冰，相反，我的心里对她怀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我知道她这是因爱生恨哪。
当我离开亚龙公司后，有一段日子过得非常不顺：找不到工作，跟我处了很久的女朋友也嫌我无用和我分手了。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很不好，有天晚上我偶然想起了何冰，想起了她对我的情意，我感到十分后悔。直到这时，我才终于下了决心，还是帮她一把吧，哪怕她就此粘上我也在所不惜了（真到了那时候再想办法把她甩掉。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当即骑车去了她家，我还记得她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我在院里喊她的名字，她出来了，并没有我想像中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这很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她应该能猜到我来的目的啊，她应该原谅她所深爱的人过去所犯的一点小错误啊。她对待我的态度不冷不热，好像把我让进屋去都不是太情愿，只在门外跟我说着话。但我不管这些，我相信只要经过一番促膝深谈，什么样的坚冰都会融化的，她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炽热情感就会重新燃烧的。不等她邀请，我几乎是厚着脸皮硬闯进了她家。一进到屋里，我才明白了她为什么会这样待我：那个只会画表格和去劳动局的孔科长正局促不安地坐在她的床边。
开头我们三个都挺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孔科长大概觉得自己坐在何冰的床边不太合适，站起来换了把椅子坐。何冰给我倒了杯茶，问我现在在哪儿工作，我说还没找到工作。她说我辞职离开公司太匆忙了，应该找好了新单位再辞职的。我们三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只是当我问起亚龙公司的现状时，气氛才稍有好转。孔科长说公司越来越不景气了，银行贷款也越来越难了，他说我离开公司还是对的，迟早他也要离开。
“对了，”何冰突然说，“你知道姜占国的事吗？”
“姜占国怎么了？”
这一年市里兴起了房地产热，到处都在拆房建房。我们老板周亚振也不甘人后，决定涉足房地产，他是说干就干，立刻从银行大笔贷款，买下了我们公司旁边的一块地皮，这块地皮全是低矮的居民住宅，接着公司就成立了拆迁办公室，风风火火地开始了这块地皮的房屋拆迁。在公司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周亚振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要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言下之意他自己已经不属于老百姓了，而且他搞房地产也纯粹是一桩善举。我们老板周亚振常常会干蠢事，说蠢话，这已经不足为奇了。
“鬼屌又在瞎胡搞了，”姜占国中午来我们办公室吃饭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仿佛是在说一个喜讯，“他非把公司搞垮了才会拉鸡巴倒。”
“也不知道周总是怎么想的，”我说，“公司已经欠了那么多债，他还在贷款，以后拿什么去还呀。”
“这就不用咱们操心了。反正最后杀头枪毙有鬼屌，咱们就只管混，别的跟咱们屁关系也没有。”
那倒也是，这公司是周亚振的，随他去瞎折腾吧，我们照常混我们的日子。
起初，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公司旁边的那块地很快就拆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周亚振很高兴。有天中午他喝完酒，趁着酒疯，带领公司干部来视察拆迁工地。他看到几个农民工抡着大鎯头在砸一堵墙，便说：“你们这样干太慢，看我的。”说完他脱掉衬衣，只穿着小背心，猛跑几步，一肩膀撞到了墙上。墙还真让他撞倒了，但他的一边肩膀也像折了翅膀的鸟儿一样，耷拉了好几天。
但是没过多久，工地上就遇到了麻烦，有一户钉子户，死活不让拆。公司派人和那户人家谈了多次，就是谈不拢。那户人家提出的条件太高，公司根本无法接受。一时间拆迁工作陷入了停顿。
一天上午，我上班迟了，一到公司，就发现气氛异样，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找人一打听，原来是刚才干部们传达了周总的指示，下午公司全体员工出动，一起去工地拆那户钉子户（本来拆迁全是农民工在干），并且已经通知了那户人家。因为是硬拆，很可能要发生冲突，周总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任何事，都要把房子拆掉，不能让这钉子户妨碍了大局。我一听也兴奋起来，这不是要打架吗？
中午，周总在亚龙饭店请公司全体员工吃饭，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周总说，大家放开量喝酒，想喝多少喝多少，喝完了就去给我拆房子，男的都要上，女的做支援，有负伤的赶快抬下来送医院，派出所我们也联系好了，有警察来，出了事不要你们负责，打伤了医药费公司全包。你们他妈的不是整天没事可干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就到用你们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给我上场遛遛。好了，就说这么多，干杯。
亚龙饭店今天不对外营业，一桌一桌坐的全是我们公司的人，每人都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大吃大喝。席间大家互相劝酒，谈笑风生，但却没有人谈到吃完了去拆房这码事，好像这压根儿不值一提。菜一盘一盘地上，啤酒整捆地从后堂提出来，人人都喝得面红耳赤，可却没有人喝醉，似乎每人心里都明白，吃完了还要去干大事呢。
这顿饭吃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撤了席，大家都没有离开，坐在椅子上等待。这时姜占国从椅子下面拿出两瓶开了盖的啤酒（不知他什么时候放在下面的），对我说：“等下没你的事，你只要提着酒跟在我后面就行了，让我随时都能喝上两口。”我接过啤酒，说：“好的。”潘丽在一旁悄悄对姜占国说：“你当心一点哦。”姜占国说：“没事没事。”
干部们先是派了一个妇女去侦察情况，一会儿那个妇女回来说，他们那里人不多，只有几个小伙子坐在门口。周总站起来说，走，大家便一起走出饭店。到了工地上，女的都站在工地边上不走了，我们男的都随着周总继续向前走。在一块空地上，有个警察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椅子上，周总和他打了个招呼，这肯定就是派出所的警察了，他坐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合法的了。我们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只见门前的空地上放着一张小方桌，五个小伙子围坐在方桌边喝茶。这时还是初夏，天气不算太热，可五个小伙子都赤着上身，下面穿着短裤，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腰后还醒目地插着一把三角刮刀。见我们来了，这五个小伙子都没有站起来，只是斜眼看着我们。方副总说，我们马上要拆房子，请你们把屋里的东西搬出来，你们要是不搬，我们就自己搬。他们都不说话，也没有人站起来，周总在一旁大喝一声，给我搬。话音刚落，五个小伙子一起站了起来，堵拥在了门口，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说，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敢进屋。我们这边有几十个人，全都拥到了门口，虽然人多势众，但面对着这几个看样子要玩命的家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双方都横眉瞪眼，一时僵持住了。
但只僵持了很短的时间，姜占国就站到了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面前，低着头（他比他高出了大半个头，也比其他四个小伙子都要高），对他说：“朋友，我看到你背后有刀了，你拔出来捅我一刀怎么样，你他妈的要是有种，就捅我，我站着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