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有金陵大学的王绳祖、李小缘、林尉人、范谦衷、倪青原、倪尚达、徐益棠、陈恭禄、陈纳逊、高文、张济华、崔毓俊、程淦藩、焦启源、潘廷光；中央大学的戈宗瀚、李学清、朱浩然、艾伟、金毓黻、吴蕴瑞、吴世昌、胡小石、耿以礼、孙本文、许士骐、陈正祥、张贵永、赵廷炳、蒋志超、缪风林、肖孝嵘、龚启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属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丰彦、张香林、傅斯年、郭宝钧、鲁子惠；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姚渔湘、徐文珊、秦凤翔、盛学明、郑瀚吾；国民政府文官处的陈名豫；中国农民银行的梁庆椿、赵锡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陈长衡；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钱用和；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寿勉成；中央图书馆的缪镇落；国立音乐院的储师竹；尚没有标明单位、但有地址或没有地址的吴慰祖、吴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杨世泽、赵廷为、杨琢如等68人的图书古物损失。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在金陵大学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
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日战争爆发时藏书已达十余万种、四十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四千余种，各地方志两千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平湖时，先后三次纵火焚烧，藏书及金石书画“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煨烬”。
龙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余年搜罗的典籍十余万卷，其中仅浙江省各府县乡村新旧方志即达四百三十余种。杭州沦陷时，藏书连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后，藏书主人余氏将藏书处改名为“劫余书寮”以志哀仇，并将劫余的八千余卷残籍缺典捐赠给家乡龙游县立图书馆。
诸暨陈氏授经堂，其藏书始于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
吴兴周氏言言斋，建于上海闸北寓所的藏书处，以线装古籍与西文书并重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书斋毁于战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图书16橱约5000册。
浙江不少著名文学家、学者的个人藏书亦惨遭劫难。
郁达夫藏书损失。郁达夫的藏书生涯始于中学时代。杭州沦陷后，其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郁达夫痛惜不已，每每将藏书损失与老母及胞兄的惨死、爱妻的离异相提并论。在《图书的惨劫》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甚丰，也都毁于兵火。
上述列举的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诚如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姜丽华、袁逸：《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县吴靖涛的“半野圆”藏书，元王卫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宝笺》木刻原版，城北关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语录》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绪年间《沁洲复续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块，华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经，清代诗人王省三的《草根轩诗抄》木刻原版200余块及王氏“巨槐堂”藏书等，这些珍贵文物典籍，都被破坏无遗。
在广州，私人藏书如南洲书楼徐信符的藏书，颙园陈协之的藏书，绝大部分没有搬走。日军搜括了颙园的书籍，其中有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第7节 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
掠夺中国图书的组织机构
“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在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毁灭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公然掠夺中国的珍贵的图书典籍。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为了有效的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其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蒲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该组织共“购买”、劫夺25万册有关共产党及其活动的图书。里见蒲，1897年出生于福冈，1916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后任天津日文报《京津日日》记者及主编。1928年改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第四课的宣传工作，于1932年成立“满洲国通信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指挥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受审。专事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1938年摄）
——采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
“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该机构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由军特务部主持下组成，故全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其任务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即限定在华中地区，故冠有“中支”字样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
“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胡发贵：《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载《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图书掠夺的个案——南京的图书“整理”
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研究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意义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都根据国内的资料进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如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几亿人的流离颠沛，战后内战烽火又起，因此，图书损失的调查和统计，难以全面而翔实。对于加害方的资料，知之甚少。
如关于日军劫掠南京图书文物的情况，是从日本东京一位77岁老人青木实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一篇回忆，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甚至对这场浩劫的惊人数字产生怀疑。因此，运用加害方的资料进行确证，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严绍在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间，留意在日本的汉籍之考查，于1991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概要介绍了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先生对此十分关注，并在国内介绍了他数度赴日访问期间所目睹的若干图书文献资料，深化了对日军图书掠夺问题的研究。赵建民教授介绍的资料表明，中国图书的巨大损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赵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军掠夺南京的图书之个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中国图书的真相。
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也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此外，还有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三省派出机关会议决定，上述机构解散，同时，于9月设立了“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在其监督指导下设立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因此，原来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