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和东北地区的文物损失，必定为数不少。
人去楼空难以查报。日军占领期间，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很多居民被杀光，绝户者乃至一村一庄、一街一巷比比皆是，文物损失无人知晓，更无法及时申报。
其二，从时间上看，日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为祸14年之久，因在战后赔偿问题上，远东委员会规定中国抗战损失从1937年起算，所以教育部的文物损失调查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调查起始时间，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日军对东三省、上海、热河、绥远等广大地区进犯和抢劫，必定会有文物损失。这在教育部文物损失调查数据中没有得到反映。
登记时间仓促，很多损失未及申报。八年抗战期间，人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据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战时流亡民众达95448771人。1945年底至1946年初，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各地盗匪猖獗，道路毁坏严重，交通工具奇缺，远走他乡的广大民众很难及时返回故里，加之难民居无定所，要按时申报文物损失，实属困难。
文物损失调查手续过于繁琐，要求过于苛刻。各地文物损失调查工作力量薄弱、资金严重不足，绝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些表格供人们领取填报，甚至一些地区连调查表格也不能提供，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人给予实际指导，文物损失查报工作难以彻底推进。而国民政府文物损失调查表格要求的严肃性，如不具备一定的文博知识或得到有关专业人士指导，恐难以完成。根据教育部文物损失调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在申报被劫文物损失时，不仅要填报受损文物的名称，尚须提供文物照片、图样或票据，损失的时间、地点，更要填报文物遭损失时施暴者即日伪机关或部队名称、日伪负责人姓名以及文物目前下落等，并附有当地有关部门的证明。日军入室抢劫，绝不可能开具收条，居民躲避尚恐不及，岂能强求日军报告其部队名称和长官姓名。因而“公私收藏家对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乃至无人申报（详见附表一）。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
第25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
高等院校内迁及其损失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计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大学分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8个学院，凡具备3个以上学院者，即成为大学。但这3个学院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各学院之一，不足3个学院之学校，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办理。
抗战前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一样，也十分落后。学校本来就不多，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占去一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发动于我国文化名城北平，继肇事于学校林立的淞沪，接着又深入长江和沿海一带。在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学校遭到极大摧残。南开的被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最重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战前，中国高校的布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敌人攻击。为保全中国文化教育计，将面临被摧毁和被敌占领利用危险的高等教育，尽力迁移就是惟一的选择。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预料，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为谋学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设备，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内迁的高校，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如中央大学。有的是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继续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如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达六七次之多。也有办学条件不具备而不断迁移的，如江苏医政学院等。因战时多种因素，高校内迁历程中一些学校进行了整合。内迁各校虽路线、时间、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内迁西南昆明地区、四川、西北地区和广西、贵州等四个地区。本章在对高校内迁情况作概要叙述的基础上，介绍高校遭轰炸惨状及所受损失。
1高等院校内迁概况
（1）迁往西南昆明等地的院校
1937年七七事变起，华北的学校被迫向西和南流亡迁徙。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迨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5月4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40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是内迁最远的学校。
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即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步行团到达昆明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街头迎接，与步行团团长黄师岳握手。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多科性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侵占广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
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截至1939年2月底，各院系共到教职员245的人，学生1736人。学校于3月1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
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本国人接办改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多学科大学。抗战八年中6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事发生后也多次搬迁。1937年11月底，该校迁至钱江以南的诸暨，不久杭州沦陷，学校被迫改迁江西贵溪县。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长沙大火后，湘域形势吃紧，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夏，又迁至滇池东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1940年秋，战局发展一度危及昆明，学校又迁至四川璧山县。1942年夏，又迁至重庆沙坪坝。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学校辗转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
这一时期迁滇的高等院校还有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
战时迁入湖南的院校有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北平民国学院。
（2）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数为分校）迁川。这些学校入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条由汉口溯长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再到重庆。水路入川较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为艰难。第二条路从湖北过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第三条路多为八一三事变后从上海来的，他们到汉口后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宋大鲁、程世平：《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53页。
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该校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20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使学校逐步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和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八·一三事变后，罗家伦函电催促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8月15日，罗家伦召集在校生于四牌楼大礼堂，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个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刘敬坤：《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页。
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淞沪战事爆发不久，罗家伦就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处选择地址，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为合宜。9月，罗家伦呈文教育部建议中央大学迁校疏散：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当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
（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罗家伦对选择迁移地点和必须注重的各项作了安排。在淞沪中日大战犹酣之时，提出搬迁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有动摇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胆识和勇气。为表明心迹，他表示“至于家伦个人，拟于一切迁移手续办完，如期开学后即将校务委托妥人暂代，请求允许赴淞沪前方军中待命，以免学校安全与个人安全混为一谈，转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后，他呼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