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民间祭祀的习俗与官方的祭祀典礼,不仅在动机、对象上类似,就连活动内容都非常一致。
地方祭祀风俗与官方层面的祭祀典礼相融相似,说明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有一致性。
这种情况是刘曜乐于见到的,也是地方主官乐于维持的。
只因为这给官与民之间沟通、互动创造的机会,有利于稳定民心,方便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统治。
凡是都有两面性,地方与官方的祭祀信仰有一致性,必然就有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
历史上城阳景王的祭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话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患病,刘章及其弟刘兴居被安排入宫,与周勃、陈平当内应。
九月,吕后驾崩后,周勃掌握北军,刘章率千人入未央宫,杀丞相吕产,后因为平定吕后一族有功,受封城阳王,谥号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像这样地方性的祭祀,本来是老百姓自发的,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后来发展失控,以至于成了被官方强力禁止的“淫祀”、“淫祠”。
具体原因在于,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纯粹的民间祭祀,转变成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祭俗,曾一度脱离了地方当局的可控范围。
史载其势盛时,“自琅琊、青州六郡,乃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
城阳景王的祭祀习俗在两汉青、齐之地比较流行,等到了东汉末年,达到了一个顶峰。
如六郡乡民“皆为立祠”,“谴问祸福立应”,求其福佑。
广立祠地、祭祀求福是民间信仰的基本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
只是在祭祀中,“转相诳曜”,“奢侈日甚,民坐贫穷”的过分行为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民生。
又有商贾从中借势生事,“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造饰五二千石车……立服带绶,备置官属”。
仿官制行祭祀,属于僭越!
在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里,官方是不可能容忍的!
刘曜虽然是个穿越者,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他认为僭越属于破坏规则,必须严厉打击。
此外,在汉朝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有的民间祭俗或神灵崇拜可能会演化成民变和动乱,从而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
比如西汉末年,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关东民众聚祠西王母神,传筹西行,就曾引起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朝野。
东汉末年,张角“托有神灵”,聚众冲击官府,引发“黄巾大起义”,造成当时“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等。
当然,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例子,大多是老百姓反抗地方腐败统治的一种表现。
百姓们不满腐败的统治,以祭祀信仰为思想武器,表达了参政意识。
若掌权者有所惊醒,对于民间舆情稍加引导,杀一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以此来安抚民心,未尝不可变地方祭祀为官方稳定民心,和治理百姓的工具、警钟。
刘曜建立万家祖庙,便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142章 万家祖庙()
两汉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喜欢用墓祭等形式来处理纾旱、止涝等具体的行政事务。
如东海郡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灾;会稽太守刑讼女而祭妇墓,以求雨;河南尹周畅身祷祭天求雨,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
又如东郡太守王尊与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亲执丰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涝。
以墓祭身祷等形式求雨纾灾,主要是安抚民心,宣扬政德,可以稳定地方。
若地方官员迷信巫术,完全将一方平安付诸虚妄的崇拜祭祀神灵上,则不但不利,反而有害于地方政治的稳定。
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围攻青州,刺史焦和虽“军革尚众”,却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最终落得兵败身亡,边城失守。
鉴于此,政事堂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间祭俗治理政务时,务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师牵着鼻子走。
必须明白,以经治国、礼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间祭祀习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
政事堂之所以会明确这个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刘曜总结了两汉历史当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发现了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这个秘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把国家公法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当公法与礼制不能奏效的时候,那就利用民间习俗,如此可解决大部分行政上的问题。
刘曜还发现,那些身居上位的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的同时,还以追求“以教化为大务”的理念为政治圭臬。
所以,在两汉历史记载之中,那些理政高手们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料里也比较普遍。
可以说,“以礼入法、以礼化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思维。
刘曜最近让程昱编写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伦理,再辅以民风民俗,即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关祭祀方面的政令,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文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汉书·五行志》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并施的办法,经过激烈的斗智斗勇,最终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断,无复有祸祟”。
当然,对于不害民生、无伤于地方政府权威的民间祭俗,则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适当保护的措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汝南石贤士神祭祀的态度。
针对这种祭俗信仰,当时的地方官府只是派“尉部常往护视”,维持现场的治安。
祭石头神的集会对于民生和统治尚无大碍,官方只是观望、督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尽力将其掌握在可控范围中。
这种无为之举何尝不是一种默许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间祭俗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协调官意和民情,乃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双方沟通、互动的一种方式。
那么用恰当的方法,利用或限制禁止各类不同的民间祭祀习俗,以保证地方稳定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曜在想出“万家祖庙”之前,曾对两汉时期的官民间有关祭祀的互动,做过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总结出了“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治政理念!
政事堂颁布的政令要求,对于那些并不妨碍施政的民间祭俗,各地官员需要充分化用,将其变成处理公务的重要手段。
前文提到的立祠祭礼良吏的官民祭祀习俗,要给予保留,但祠堂不准另外选址建立,必须在官府指定的庙宇之中塑造。
这个官府指定的庙宇还不是万家祖庙,而是文武祠!
文武祠是相对官方“文武庙”而言的民间祭祠,每个乡里都会建立一座,由乡长提名三位长者担任该祭祠的礼官。
凡是生前深得民心,受百姓拥戴的地方官,在其死后,百姓们可找到负责管理本乡文武祠的礼官,提交为该官员设立神像以便祭拜的申请。
礼官收到申请后,必须在十日之内,回复百姓同意与否。
若是同意,那么下一步,便是要求那些提交申请的百姓,去自行修建神像。
若是不同意,则必须向提交申请的百姓说明理由。
凡是同意的申请,礼官必须将原始申请文件上交到乡政府十二所之一的礼所,进行备案归档。
至于英烈祠,就像后世的烈士林园一样,属于地方祭拜本地烈士的祭祠,也是每乡一座。
凡是对敌时战死沙场的士卒,死后骨灰会被送回家乡英烈祠,接受后人祭拜。
如果说文武祠是刘曜用来勉励地方官员用的,那么英烈祠就是用来解决军人战死之后魂归何处问题用的。
刘曜让各乡建立英烈祠,等于是告诉所有军人——你们战死后会成为受人祭拜的忠义之神!
在未来,他还打算从地方上的文武祠或英烈祠之中,挑选一些典型,敕封为地方上的山神、河神或者是城隍、土地。
考虑到有些地方官员对于民间祭祀的判断力较差,难以分辨民间祭祀其是否利于国计民生,是否对地方稳定造成隐患。
刘曜特地在文武祠、英烈祠之外,推出“万家祖庙”,以来逐渐取代私社、私祭。
万家祖庙的威力之所以会有那么巨大,是因为它是人们祭拜自家祖宗的一座庙宇。
地方豪族望族大地主都有自家本族的祠堂,往往在逢年过节,或遭遇重大事件时进行对祖先的祭拜。
而广大的劳苦大众,那些小门小户小地主,有的是旁支远支没有资格去自家所在的祖祠祭拜,有的因为路途太远无法去祭拜祖祠,还有的是不知道该去何处祭拜老祖,只能到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的坟碑前祭拜。
万家祖庙的出现,便完美解决了广大中下贫民祭拜祖宗,找不到祖祠的问题。
它和文武祠一样,也是受乡里三位礼官管理。
庙里的主体神像乃是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等诸夏人文始祖,并没有别的或者哪一宗一家一姓的祖先神像或神主灵牌位。
按照礼官的解释,一切的华夏族人皆源自于这些诸夏始祖,祭拜他们可以沟通自家本姓祖宗,从而得到自家本姓祖宗的保佑!
拜祖宗比拜那些乱七八糟的神灵更加靠谱!
在熹平二年的最后一个月,各乡的万家祖庙之中,皆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第143章 太平道张角()
熹平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按照刘曜对治下行政区划的规定,庐阳城作为庐江郡的郡治所,城内的商业繁荣程度应该是全郡境内最高。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城中依然有一片十分落败的地段。
城南的一座破旧道观,便是众多流浪之人的栖身之所。
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大冬天,并不算太大的破道观之中,竟然挤了两百多口人。
“楚王宅心仁厚,心系万民,在这寒冬腊月还不忘诏令各地官员,赈济流民孤寡,真不愧是当世圣贤!”
说话的是一个头戴白色纶巾,身穿青色长袍,脖颈上系着一根黄色丝巾,高八尺,仪表自带威严的中年男人。
他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贤良师张角!
建宁年间,冀州发生水灾,当年刘曜派人散播消息,鼓励灾民迁移到西南地区的时候。
张角那时正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在翼州境内进行着传教活动。
他们兄弟三人糅合过去流行的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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