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肉体上消灭他的政敌，镇压一切工农以及反帝国主义运动，不管这些运动的发起人是谁。
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这些天到根据地来避难的难民一浪高过一浪。名谦还是太天真了，他以为用军事实力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就可以避免这场悲剧，两党高层没想到事情从一开始就完全失控了！名谦下令要尚在白区的公开党员立即返回根据地，但很多同志舍不得辛辛苦苦发展出来的组织，冒险留下工作。结果在南京上海的党组织最先遭到重创，蒋介石以苏共间谍的罪名处死一切从事赤色活动的人，国民党暴力机关四处搜捕“暴乱分子”，国民党军兵痞的作用再一次得到验证，各色民团、保安队疯狂搜捕，只要是看起来像“暴乱分子”的人都会被就地枪决。
没错！看起来像！
罪名不重要，管你是共产份子还是暴乱分子还是愤青；身份也不重要，管你是国民党员还是劳动党员；地主武装完美诠释了蒋介石的革命理论——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者杀无赦！国民党右翼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恨透了这些瓜分他们财产的穷鬼，蒋介石下令清党之后，地主自发的组织武装屠杀工农群众。国民党军官中大部分都是地主阶级出身，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这次清党刚好新仇旧恨一起清算，本着有怨抱怨有仇报仇，没有仇也要抢钱的原则，向一切能看得到的活人动手。
劳动党地下组织与负责工农运动的党员是两条线，本来劳动党估计蒋介石在武力威胁下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所以只撤走了公开党员，新发展的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都没有撤退计划。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劳动党对于白色恐怖没有任何概念，名谦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答应不伤害劳动党员，那么他应该也没有理由为难无辜平民。但杀戮一起，那些民团土匪哪里管你是平民还是罪犯，凡是参加过斗争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就算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关系，你这里不是曾经闹过工农革命吗？蒋总裁有句名言——不革命的人就是反革命！国民党军代表着革命，革命的国民党军是怎么区分暴徒的呢？虽然不知道谁是暴乱分子，但谁不是是很容易分辨的，只要能拿得出银子交军饷的就不是暴乱，因为富人不会暴乱。如果拿不出来呢？那当然就是穷人了，穷人一定参与了斗争地主，那就是暴乱分子。证据呢？很简单，看起来像。
血腥镇压导致大量无辜群众逃往湖南根据地。
人民军战士震惊的看着眼前的情景，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混乱的拥挤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形同枯槁的手指，搀扶着蹒跚而行，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洗了，散发着臭汗和跳蚤的味道。
负责接收难民的劳动党干部忙得忘乎所以，接收难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战斗，对于后勤部门是极大的考验。难民本就疲劳虚弱，如果不能妥善安置，非常容易爆发瘟疫，这也是为什么旧社会各地驻军争相驱赶逃荒难民的原因。
劳动党对后勤和医护的重视程度其实不低，但都是以外科为主，而之前的战争中人民军每次战斗伤亡都不大，北伐中最激烈的武昌攻城战北伐军总共也才死亡2000余，贺胜桥和汀泗桥加起来才1000余，国民党军中病员比伤员还多。总的来说医护力量都是有富余的，这一次逃难的人前后达十余万人，丁超的脑袋一下子变得两个大。
人民军内务人民委员会紧急从长沙抽调上千名保卫局战士，才算是勉强维持住难民的秩序。在此之前，劳动党甚至不敢给难民发食物。十几万人！如果听到某个地方在发粥，那是什么后果？一顿饭踩死撑死十几个的事情劳动党是见识过的。
保卫局的战士在民兵的配合下，首先把难民分成几个部分安置，分散也意味着降低了发生意外的风险。然后战士们给难民挖了厕所，先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接着就给每个难民撒上掺了炉灰的洗衣粉，让他们去洗澡。要说丁超这个矮胖子就是搞后勤的料，一群难民上万人，如果边洗衣服边洗澡那一天都洗不完，而且跳蚤也除不干净，撒上洗衣粉洗澡，连人带衣服一起洗，而且也避免了男女同浴的尴尬。
据当时参与救援的同志回忆，万人洗澡，那是何其壮观！那年月还没有环保局，也没有工业污染，河面上漂着泡泡那简直就是人间仙境。难民营旁边的小溪一下子成了“泡泡河”，一条泡沫白龙顺流而下，蔚为壮观。由于洗衣粉是军用物资，很少向村民提供，泡泡引起了围观。村民们找来了族长，你看，这些东西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老见多识广，你说说，这是啥？族长一把年纪了，鬼知道这些白泡泡是神马东西？可你是族长啊，知道得知道，不知道也得知道。
“嗯”老族长点了点头，“此事虽然罕见，确为古典所载。山海经曰，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洠螅铀币玻湓牖肱菖荨Ｓ炙怠渌螠s；冬夏不减’，此乃吉兆也！此水必能延年益寿，乡亲们快快取水饮用！”
你想啊，这洗澡水里除了汗渍污泥，还要洗头洗脚，一些不自觉的人洗得舒服了还要给溪流加点水，这自然是泡沫水加洗脚水加那个啥
玩笑开大了！
第77章 天下大乱（）
村民集体喝洗澡水事件给1927年的阴霾画布上描上了轻松诙谐的一笔。这件事作为农村教育不到位的典型事件，还上了劳动党的中央会议。
“我的妈呀！西游记吗？”孙璇已经完全失态，或者说她从没考虑过会有这么搞笑的事情发生。“就算人家是东来的圣僧，这洗澡水也不是仙丹啊。”
李德胜没有笑，村民这些举动虽在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觉得有必要讨论教育路线的问题，没错，教育重点放在城镇确实比放农村有效率，但这么大比例的人口不懂科学，以后我们怎么推广农业现代化？”
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劳动党无力解决。城镇的教育可以让老师住水泥房子，可以给他们高福利留住人才，但农村就没办法了，除了野鸡野兔子啥都没有，就算劳动党想建农村学校，也没有汽车把水泥运进村里。这也是农村在工业化社会的尴尬位置，一方面城镇需要农业支撑，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村的经济能力却需要大量的投入。显然，这笔投入很不合算，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的时候。
名谦略微思考，说道：“我们看问题不妨换个角度，农村关起门来搞教育投入大产出小，那我们就把农村的孩子接到城镇来，以县为单位办学校，这样一来只需要建设一批校舍就可以了，孩子吃住在学校，家里负担也减轻了，乡亲们肯定乐意让孩子来上学。说不定还能解决入学率的问题。”
这个主意很不错，但是名谦算漏了一项——粮食。要知道学龄儿童的饭量不比部队士兵小，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么多人向城镇移动求学，必将导致粮食供应的压力提升，张贯一扩编部队的方案还摆着桌面上呢。劳动党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用福利获取劳动力的方法表面上看降低了货币的作用，稳定了物价，实际上一切还是要花钱的，只不过这些钱花在暗处，以物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李德胜随即提出了反对意见，道理很简单，参与北伐的第七军进退不定，根据地的7个预备旅已经全部动员起来，现在急需扩军应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如果将这些物资用在办寄宿学校，那么将意味着劳动党的军事实力短时间内难以同其他割据势力抗衡。
名谦的想法很好，但在难民和军事问题面前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就在这个时候，劳动党数年的工业化努力展现了初步威力。在工业化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一个吸金机器，日本人靠着纺织业积累起了重工业所需的资金，劳动党没有这个条件，就算买来了纺织机也没有足够好的长绒棉，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日本人，所以名谦干脆就走起了特色路线，加工食品原料，纺织业只保持足够根据地人民使用即可。难民问题暴露出劳动党纺织业产量的短板之后，工业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胡书华擅长冶金，尤其擅长铸造，科技组便在外国纺织机的基础上试着山寨国产棉纺机，这些机器质量虽然比不上外国机器，但毕竟解决了有无问题，而且可以生产质量更好的细布。尤为关键的是，这些机器可以生产雨布，这个东西对于经过长途跋涉，免疫力低下的难民来说，有着生死价值。
劳动党的铁路系统则全速运转，将一车皮一车皮的粮食从广西调运湖南，虽然没有汽车，但沿途群众发挥了超常的革命热情，用独轮车将两千多吨粮食推行上百公里，送到难民手中。在战争时期，两千多吨物资可以足够一个师的部队作战半个月。
接收难民就是一种教育！名谦对劳动党员如此解释。1927年的中国，对于旧军阀人民已经完全失望，正如同对满清那样。事实证明，封建军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无论实行怎样的制度都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吴佩孚这样的当世枭雄，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面前也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国民党这个带有买办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又能带着中国走向何方呢？仍是问号。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显然选择国民党比选择劳动党更好，因为至少前者只是说“节制资本”并没有要共他的产。所以劳动党取代国民党时机未到，即便强行兵变也不过把国家推入工农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人受奴役的太久，思想上转变不过来，只有劳动党去教育他们是不够的，也是不深刻的，必须有别人帮忙。名谦在对待国民党权力斗争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看他起朱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蒋介石用子弹和刺刀教育了国民党左翼党员，也教育了无辜群众，血的事实证明，那个看起来讲民主的蒋光头是会开枪的，是民主无量的。当然，这些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来说无关紧要，反正杀的又不是我，这些人在四大家族的买办统治下将会被金圆券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会被逼到绝境，最后他们才会明白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独裁、奴役、卖国的道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级除了反抗别无他途。
这个结论不是劳动党说的，而是国民党做的，劳动党仅仅是预见到这个结局，并在瓜熟蒂落的那个时刻结束这一切的悲剧，接过这个国家的重担，仅此而已。在此之前，蒋介石仍是唯一的领袖，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总好过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
劳动党支持蒋介石在台上，并不是因为他多么好，而是这个人至少是个民族主义者。名谦用义气的名义向蒋公表示忠心也仅仅是基于夏虫不可语冰的逻辑——如果你跟他说我支持你是为了统一全国驱逐列强，那么他一定会想，打完了你小子就该灭我了吧。
蒋介石清党，自然是民心丧尽，劳动党救助难民，反而赢得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赞同。对于这件事，当时的大公报发了社论，称蒋介石的清党是首恶不办，胁从必问，暗指其放过高层的左翼和劳动党，却对无辜平民和工商界人士胁迫勒索。不仅如此，大公报秉承“文主武从”的观点，大骂老蒋军人参政，搞独裁，就差在他左脸写个军字，右脸写个阀字。
蹬鼻子上脸啊！蒋介石完全气疯了！劳动党的党报都没有骂我，你一个标榜中立的大公报给我这么骂，你这是打着灯笼进厕所——找死呢！蒋公一怒，马上就召集军官开会，要把大公报查封了。军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大公报可不是那么好封的，倒不是他有什么达官显贵的势力，而是这份报纸代表了一种态度，新闻独立的态度。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办报，“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简单的来说，这帮人就是一群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代表的就是话语权，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话语权。
蒋介石的班子面面相觑，谁也不肯说出半句话来。文人这种东西可不好得罪，宋仁宗在位之时祸国殃民，仅仅是因为善待文人，便得了个仁宗的谥号；清雍正皇帝在位勤政十余年，仅仅是因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得罪了文人，便被骂的狗血淋头，野史中弑父奸女无恶不作。
“委座！”陈诚压低了嗓门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要他们闭嘴，用强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