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包括写历史上的错误，例如内战时期，说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左右，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第24节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刻多了。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为千把字，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确实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通说透，需要有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来详加论述。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犯错误。有同志说，1966年总比开国的7年经验多了，那时候经验更少，为什么搞得很好，后来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呢？所以，光讲这一层还不行。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他反复要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自己也从这些著作中找理论根据，用他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来证明他的探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修养上，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主义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但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有这个危险吗？于是把国际斗争引到了国内、党内。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对威望这么高的人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脑子里头不想一想？想一想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
第4章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这几个层次的因素凑在一块，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想办法紧跟。既然不理解就想办法理解吧，既然不得力就想办法得力吧，既然不认真就想办法认真吧。至少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被打倒的、被打倒以后又出来工作的，还是一直工作的，都相信『毛』泽东同志那一套是对的。即使被抓到监狱里头了，隔离起来了，也都是诚恳地作检查、作交代、作自我批评。那个时候有两句话，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慢慢地，先承认错误，然后承认右倾错误，然后承认修正主义错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然后自己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1968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那时被隔离审查，听到传达，心里感到，总算有希望了，有出头之日了。从此有了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这样两种提法。我觉得，能够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说明，固然『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论点是导致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的主要因素，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可是那些论点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接受，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即使发动起来以后，也延续不了十年之久。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作用能够完全说明的。它是当时党内、国内以至国际上的各种条件互相起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第二条原因，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骄傲，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等等。这里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给我们的消极影响。起草过程中间，看了一下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态，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中各个支部和国际的关系，国际和领袖的关系，是搞得很集中的。『共产』国际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各国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把各国党管得死死的。列宁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斯大林搞得更厉害。所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对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影响。1980年8月讨论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的时候，讲到对封建主义在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乔木同志提出，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这一个因素，还应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历来没有解决好。我们受这个影响不小。当然，我们对封建主义的影响也确实不能低估。所以，这一段最后讲，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预防、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更好地进行探讨，除了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建议同志们对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认真读一读恩格斯1890年写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恩格斯首先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不能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种斗争的成果，包括宪法、各种法权形式的影响，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因素是互相交错起来发生作用的。然后他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