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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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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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宪只重视我个人,指令全体宪佐保护我,防我潜逃或发生意外,对我妻及杨凤吉等毫不注意,对电台李效实更毫无所知,对我部属亦毫不重视。狄思威路房屋不大,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日宪另拨茄勒路文德里二号,除住几十名宪佐外,我全家老小及杨凤吉等,都迁入同住。已暴露身分及一部分行动员,也招来同住。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日人认我“人质”有效,不断举行庆功宴。我这“俘虏”,竟被位于上宾,“说客们”也常参加。在锦江饭店那次庆宴,印象特深,似我所见最精美之盛筵。凡有日本高级官员出席之宴会,多在日人餐室举行,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五岛茂、大塚清等,曾同席几次。有一次,木下检阅劈刺演习,特邀我坐他近旁,以示给我光荣。我心绪万千,庆宴时强颜举杯,精明的日本人自然看出我的苦闷。有一天,加藤田准尉等三人,引我去料亭寻欢作乐。他们向日歌妓特别介绍,说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上海治安能够确保,大家能享和平安乐,全靠我一人之力。日妓跪在榻榻米上再三叩头,千谢万赞,在饮酒间竭尽献媚,并自愿陪宿,我神疲心瘁,在那样心绪之下,自无意寻欢,以身体不适婉辞,只欣赏她们美妙歌舞。由此益证他们把我当做英雄人物,重视我这人质。我又从不吸烟赌玩,认我乃正派军人。 







 
  
 


在敌心脏里迭建奇功




    不知日方根据什么,竟视我为军事家,常常和我谈论当前战略、战术问题。为了考测我的军事涵养,特映一部“将军与参谋与兵”的电影给我看。将军人物是描写一位中将,策划某一战役,临事镇定、审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处处表现大将风度;参谋是描写一些佐(校)级参谋,认责负责,力持己见,一俟主帅指正裁定,彻底执行;兵是描写一群士兵,勇于实施任务,还穿插伙夫、杂兵幽默可笑镜头。看过之后,他们要我讲评,我对日军决策、执行、实施各阶层的概念,本来略有心得,经我评论之后,他们深表赞叹!并常邀我出席类似军事会议。我审视布置环境,沙盘演习工具,知系军事会议之后,粗略收拾,邀我入室,听听我的意见。日军处事素极谨慎机密,其电话机旁及门边,都有触目惊心的防谍标记,描绘间谍窃听及剪线破坏等,地图都用布幕密遮。我对军事学识,实际只知皮毛,我常看些军事书籍,喜读精彩战役文章,诸如日俄战役、日清战史、普法战争、拿破仑几次有名战役及败绩,太平天国双方几位智勇战将等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读过之后,还写了一篇长文心得,对记述历代名将治军用兵,也很有兴趣。我经常广泛阅读报章杂志,常识尚算丰富,当前军事态势,也大略知道,尚能应付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墙上布幕之后,即军事地图,早想一窥究竟,但尚不敢造次。此时我指手划脚,讲到激昂处,随手“沙”一声拉开布幕,他们没有阻止或责难,只是面面相觑;我一面手指地图,解释双方用兵优劣态势,一面强记梦寐以求的这个极秘密军事部署。会后回来,立刻电报上级。由于常常这样强记,用脑过度,自觉大伤脑筋。以后梦中也常重演这些情景。事后在战场上证明,这些日军军事部署,完全是符合实情的。

  有一次,南京来了两个日人,一个少将阶级,不知何名;一个中佐,事后知是特高课长绪方泉。并在上海宪兵本部邀我参加会议。我静观情景,似专为聆听我的意见。他们已拟好作战计划,准备扫荡苏、皖边境广德的忠义救国军。南京来的二人很少讲话,多由大塚发言,作战计划、地图等都在他们手上,我只遥遥目击,没有给我面前细看,我即表示:

  (1)忠救军是游击部队,活动性很强,不易捕捉或围歼。

  (2)该军不重视坚固工事,不善坚守。

  (3)该军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坚,也不能顽抗。

  (4)该军盘据山区,附近公路已经破坏,运兵车只能接近中途,如用骑兵,目标太大,应用快速部队,掩旗轻装,闪电进攻。

  (5)该军眼线四布,触角伸入对方内部,对其用兵必须绝对机密,否则必然扑空。

  (6)找不到该军大部队集结目标及坚强工事,如动用空军轰炸,徒毁一些民房,没有军事意义。

  (7)该军总指挥郭墨涛,听说颇善用兵,如无善谋对策,恐怕得不偿失,反而吃亏。

  (8)该军军心团结,有中心思想,上下效忠蒋委员长及戴老板,无法促其投降,宣导攻势不生作用。……

  他们听我分析之后,表情似甚信服。我趁此用探询口气探问:“动用多少兵力?打算何时开始行动?”他们都无回答。大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十万大军任意调用,随时开始扫荡。”

  我看出这次作战,乃南京主持。日人对中国部队战斗力,素极轻视,对游击队更不在眼里。我立将经过详报上级,上级立即电告郭墨涛提高警觉,准备应变。岂知这位兵家总指挥竟以为只是例行通告,毫不重视。不久,南京日军果然出击,兵临门前,郭落荒而逃,损失甚大,受到撤职查办。我则受到特别嘉奖,并蒙发给奖金二千元。对我情报益加重视。

  狡诈的日本人,居然把我这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放在心脏里,给我机会看到其军事秘密,公然与我讨论军事行动,使我屡得重大收获。我竟得意忘形,胆大妄为,在另一次类同场合,几招杀身之祸。有一天,我去松本曹长房内坐谈,他正轮到值日,有事离室。我见桌上覆着硬板,夹有纸张,随手翻转看阅,是“日日命令”。我正在看阅,被他回室看见,立刻放下黑脸,指我是“间谍”,偷看军事秘密。我向他百般解释,只是无意翻阅一下。他指斥说:“上面明明写着极机密。乘我离室偷看,无疑是间谍,应处极刑。”我说:“我帮你们确保上海治安,像间谍吗?你邀间谍坐在房里,又把军事密件放在桌上,也太疏忽了。我被办罪,连累到你,实在抱歉!”(我有暗示其故设圈套陷害我之意,也暗示他有怠忽职守之罪)松本是劈剑、刺枪高手,我在警校亦好此道,但只三脚猫功夫。对松本甚为景仰,常与交谈劈刺术。有一次,松本腰部劈伤,我还帮他搽过药,总算有些交情,没有追究下去。自此我与他们来往,时刻提高警觉。叨天之佑,我在敌人心脏里,克服无数艰险,获得无数极重要成就。

  日人见我安于现状,不虑潜逃,以为本人即能逃脱,一家老小逃不了,每天只来巡视一下,以后隔几日或有事时才来看看。他们每遇疑难事情,多来问我,把我当做谘询机构。宪佐队于、刘正副队长,仍在狄思威路遥遥指挥小队长费宝林,督率几十名宪佐对我监视,认为万无一失了,殊不知这些宪佐受我感化,由敬佩而同情,而合作,而为我用(他们见日人重视我,又知我系重庆大官,认为依靠我比依靠于、刘更有前途,也是主因)。于子珍乃胆小汉奸,只图享乐,刘禹卿是无知地痞,只知向赌台逐利敛财,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表现是被监视犯,实已相当自由。我除令情报人员继续工作外,行动工作完全停止。为恐行动人员在外闯祸,索性将他们公开身分,作为前来投诚。日人见他们来投,协防上海安宁,一律欢迎,与宪佐住在一起,成为大杂团。在此矛盾夹缝中生存,自极惊险。但又为处境所迫,不断发生意外事件。兹举一些如下:

  (一)有一天,宪兵曹长黑氏理助,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审问一名投降分子。因为言语不通,他们问了数小时,不得要领。我和他略一交谈,知其为军统局报务员郭晋黎,崇明人,新近派来上海,为新建单位通讯工作。领导人陈志强,工作无法展开,不顾部属生活,郭走投无路,故向日宪兵本部自首投降。我问他:“你既不懂日语,怎么想到来宪兵本部投诚呢?”郭答:“我知道戴笠很厉害,无孔不入,到处有他的工作人员,想来想去,只有日本宪兵本部才安全。这里总没有戴笠的人吧?!”说到这里,我的随从徐志达,忍不住“咭”的一声笑出声来。郭惊觉地张皇四顾,顿觉不安。

  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亦很潦倒,恐怕与郭一样的东西。”日宪未即罢休,追问与陈约晤时间、地点。郭说:“两星期见面一次。下次约晤是某日某时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门前晤面。”我回来之后,立即向上级电告经过。上级回电指责陈志强不好好工作,不顾部属,挥霍公帑,要我将其逮捕,向日宪献功,以争取日宪信任。我自不愿照其指示去做,伤害同志。

  届时,日宪二人,将郭带来文德里二号,要我同宪佐几人同去捕陈。我另嘱心腹同志徐志达,骑脚踏车随行,暗示机宜,伺机通知陈志强逃脱。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散守候,过时一点多钟,仍不见陈来。日宪等得不耐烦,叫大家回去。我说:“你们先走吧!我们再等一阵子。”日宪即先离去。岂知这位陈志强晚了一点半钟,才坐黄包车来,遥远即被郭晋黎看见,用手指着叫道:“呶,呶!就是他!”陈算机警,没有停下,促车夫加紧脚力飞跑。当场没有捉他,但徐志达脚踏车紧跟其后,到了大世界附近澡堂前下车,徐即趋前示意:“是友非敌。”并邀其入澡堂叙谈,告其郭已投敌,促其逃避。陈初甚惊惶,见徐对其亲切关护,知系自己人口气,竟大吐苦水,自称黄埔四期,以他这个招牌,到处可得高官厚禄,倒霉被军统局派来上海,经费既接济不上,工作又得不到辅导和展开。对郭更一味埋怨。徐对他善言劝慰,在沪既难施展抱负,不如早回后方。

  日宪对捉不到陈志强毫不在意,即将郭晋黎交我处置。我将郭、陈情形详报上级,上级指示:仍将陈捕送日宪献功,或竭力隔避,免受牵累。此后,我即未再见陈,亦不知其消息,对郭则上令秘密制裁或设法送回后方。我为好生之德,本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思想已动摇,如送后方,经过沿途关卡,只要郭一叫喊,非特护送人被捕,且将连累到我全体,不敢冒此危险;如果制裁,又无法应付日方;想不出妥善办法,只好暂把他软禁室内。我的行动人员,很多江湖豪杰,我虽不时告诫谨慎守密,但在言行间仍常露爱国英雄本色。对郭叛国投敌,不免有轻视讥笑表情。可能被郭看出破绽,一日,竟乘机逃脱。先前我与谈话时,知其在沪只有一家远戚,别无亲友,身上又无钱物。我立率心腹按址追捕,他果然睡在远戚阁楼上,即将其捕回。恐其败事,只好严密看管。又怕他乘日宪来时大声喊叫,我自已还是囚犯,囚犯关禁囚犯,实为奇闻,也真令人提心吊胆。上级为我安全,令即密裁。我与多谋的行动员黄福林密商,黄主张请其喝烈酒,强劝多饮,不给他饭食,把他“醉死”。我交黄全权处置,他果把郭“醉死”。

  我报告日宪,日宪派宪佐部医官李霖来检验,李是油滑小汉奸,常来为宪佐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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